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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是世界顶尖的年轻学术机构之一，坐落在与中国大陆接壤的香港郊区新界的群山之中。它完美地展示了不同的人口趋势如何影响亚洲的高等教育。
香港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其略高于1%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人口置换率，这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其他富裕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类似。它们都对“人口危机”发出了预警——年轻人太少因而无法填补大学的招生名额。香港政府警告称，低生育率“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但其临边的中国大陆（相距仅仅半小时车程），之前却非常担心孩子太多，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大陆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工程实验之一——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有时会以强制绝育等严厉措施来执行，其正当理由是为了控制农村贫困，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提高教育水平、刺激经济发展。
科大副院长、人口学家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在2019年出版的《亚洲太平洋的“人口问题”》一书中警告说，政府进行的人口工程实验，就其本身而言，无论是旨在增加或减少本地的出生人数，都不足以填满大学的招生数额。
他表示，“人们总是说，人口问题将是亚洲的阿喀琉斯之踵，尤其是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数量下降的难题。”
“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要么是敦促人们多生孩子，要么更糟，从舆论上指责女性。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政策在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不起作用。”他补充说，即使出生率立即提高，大学也只能在20年之后开始受益。
至于中国大陆，似乎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并没有降低出生率。最近，吉特尔-巴斯滕与人合作在Plos On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开发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建立了一个“虚拟中国”（synthetic China）模型。它构建了一种未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平行现实，结果发现生育率还是会因为经济发展而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提高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政策放松后反响平平，或者至少远低于公众的预期。”文中写道。
天普大学日本分校（Temple University’s Japan campu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在全球发达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人口问题。
“世界各地的大学适龄群体数量即将断崖式下跌，因此，激烈的竞争将进一步升级，” 他说，“老牌大学提供的学位能带来地位和机会，但二流和三流的学院将面临可怕的前景。”
在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同时任教的政治经济学家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表示：“在亚洲，鼓励生育政策需要数十年才能实现，因此要逆转目前的人口趋势已为时太晚。”
她指出：“大学太多，学生太少。然而，这些大学专业特长不同，质量参差不齐。那些不擅长或不具备专业技能的院校将被淘汰，学生仍将从新兴市场流向发达市场。”
林夏如补充说，香港过去曾受益于这一趋势，而日本则是亚洲最受欢迎的留学国家。
东亚经济的繁荣始于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接着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崛起。不久之后，中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在此期间，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该地区快速发展的结果在2020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中一览无余。来自这六大区域性经济体的大学占据了前24位。日本榜上有名的大学最多，有110所，其次是中国的81所。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东亚的大学适龄人口开始急剧下降。好莱坞电影的格言“如果你建好了，他们自然会来”对于许多新成立的机构来说并不适用。
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亚洲研究教授凯瑟琳·穆恩（Katharine Moon）在即将出版的《新韩国人和韩国民主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因为年轻人的数量迅速下降，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截至2025年，日本和韩国将失去“数百万”的年轻人口。
她补充道：“在这两个国家，许多大学和学院已经破产、关闭或通过合并重组。”
高等教育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穆恩所说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激增”。例如，在韩国，高等教育成为一种“繁荣的产业”，英语授课课程尤其受欢迎。
除了一些传统大学，东亚的高等教育领域实际上只发展了50年而已。
1960年，香港只有一所主要的高等教育学院：殖民时期的精英大学——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如今，英国有8所公立大学和多所可以授予学位的私立学校，其中多数在上世纪90年代开办或获得了大学的正式地位。
当新加坡在1965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仅有一个主要高等教育机构，那就是新加坡大学（University of Singapore），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紧随其后的是90年代的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和21世纪前十年其他4所大学的兴起。根据南大（NTU）和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学者发表的一篇论文，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与非洲国家相当的水平”跃升至“可与最发达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媲美的水平”。
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更加引人注目。正如台湾政治大学（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NCCU）教育学教授周祝瑛（Chuing Prudence Chou）于2014年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所写的那样，1950年的台湾只有7所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总数也没有超过7000人。到2012年，大学数量增长了近20倍，达到163所，学生人数达到125万。
事实证明，让这些大学保持满员是一项挑战。去年12月，台湾政府报告称，有132个大学院系和机构未能录取一名本地学生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最近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亚洲国家是中国。在2020年亚洲大学排名中，清华大学高居榜首，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均有所上升。香港和新加坡的顶级大学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略有下降。
目前，中国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人口结构处于最佳状态。她正在克服印度等国家的问题。印度拥有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但农村贫困人口众多，基础设施和全球顶尖大学缺乏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像更为富裕的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那样遭遇出生率下降的负面影响——至少目前还没有。
穆恩认为，中国正沿着与东亚富国相同的人口结构发展道路前进。
“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在低生育率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近年来加入了这个团体。”她表示。
“在中国，许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难以生存，而大型国立大学可能不得不接受更多来自农村和内陆地区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更受青睐的城市和沿海地区。”
大学对政府的人口政策或出生率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那么，在缺少年轻人的情况下，如何填补新机构的空缺呢？专家说，鼓励文化多样性、性别平衡，采取对不同年龄的学生更加包容的政策可以带来解决问题的机会。
总体而言，女性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入学比例正在迎头赶上，许多亚洲机构——尤其是综合性的文科大学——拥有健康的性别比例。
然而，排名靠前的东亚大学往往是偏重于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因为许多机构最初是理工学院或技术学院，后来被提升为大学，这些院校通常大多是男性学生。
在韩国，根据排名数据，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的男女学生比例为80比20，而浦项科技大学（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POSTECH）的男女比例为77比23。
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在亚洲排名第七，该大学没有向泰晤士高等教育提供数据，但其网站称，只有1/5的学生是女性。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在亚洲排名第12，男女比例为76比24。
中国的数据与此类似。清华大学的男女比例为66比34，而浙江大学的男女比例为77比23。
天普大学的金斯顿说：“消除女性进入科学和医学领域的阻碍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他特别提到了东京医科大学（Tokyo Medical University）的案例。根据2018年的一项政府调查，东京医科大学系统性地操纵医学院考试成绩，偏袒男性考生。几年前，中国的法学院也被查出类似的性别偏袒的考试舞弊。
金斯顿说：“这种重男轻女的偏见很普遍，仍然是提升从事STEM的女性人数的主要障碍。”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回报的持续差异。女性的薪水较低，进入管理层的可能性也较小。这仍然是大学无法独自解决的一个主要障碍。”
金斯顿补充称，亚洲大学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招生多元化，用数据展示他们的学位价值，并量身定制课程，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的需求和愿望”。
他表示：“重要的是，要精准耕耘合适的领域，以帮助机构脱离对减少的生源的依赖，筛查出服务不足的领域，并建立联结。”
仅仅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上学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台湾的周祝瑛表示，在18岁至22岁的台湾公民中，近70%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这是全球第二高的比例，仅次于韩国。对她来说，问题在于教育质量，而不是招生数量。
穆恩认为，为了保持竞争力，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应该提高留学生的生活质量，“包括增强对外国文化的敏感性，提升本国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她建议，政府还应该让海外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以抵消人口下降的影响。
“许多学生自然希望在他们的东道国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东道国大学的教育标准和社会群体。但对于拥有大学学位的外籍人士而言，很难找到能合法接待他们的雇主。”她表示。
吉特尔-巴斯滕建议大学跳出传统的招生体系，传统体系主要是通过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直接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
他说：“现在的趋势是：‘没有足够的18岁学生，大学将会破产。’”“是的，18岁学生的数量在下降，但如果他们的技能水平和支付能力在提高，最终可能会抵消数量下降的不良影响。”否则，这就意味着，除非招生渠道多样化，大学将不得不更深入地挖掘人才。
“事实上，想要上大学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数，包括大龄的学生，都在增加。”
归根到底，对于吉特尔-巴斯滕来说，问题在于，仅仅因为空座的存在，就填补空座更重要，还是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和研究机会更重要。
“大学的角色是什么？提供教育，”他说，“然而，终身学习仍然被视为一种爱好——仍没有被认真对待。我们真的需要填满我们的大学吗？大学必须有多大?”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