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良行为符合大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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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公布了一项调查，指控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两名教授多年来对学生和同事进行性骚扰，并称他们是导致工作环境充斥虐待行为和酒精的元凶。这仅是一长串针对资深男性学者性骚扰等不当行为指控的冰山一角。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还称，牛津大学未能充分保护学生。据报道，其中一名教授拒绝置评，另一名教授则对调查结果提出了质疑。牛津大学回应称会严肃对待所有性骚扰指控，重视教职工和学生的福祉。

从我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读本科那些年，一直到在前身为国际盎格鲁-撒克逊人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nglo - saxonian, ISAS）的管理委员会短暂任职期间，我发现此类指控存在系统性处理不当的问题。机构领导人倾向于给出几个不作为的理由。一些人援用法律行动面临的威胁；其他人则强调犯罪者的学术实力。正如克里斯汀·米尔斯（Kristen Mills）在2017年发表于《中世纪女权主义论坛》（Medieval Feminist Forum）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片辉煌的花园似乎只能用被羞辱的年轻女性的眼泪来浇灌。”

THE Views: Do EDI kitemarks help protect female researchers from online abuse?

在某些情况下，很明显本该保护学生和年轻同事的人却在替一个朋友打掩护。不过，可能有些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所在部门、学院或领域的最大利益。我想说的是，当机构纵容那些有虐待行为和不专业行为的人时，就伤害了自己和更广泛的学科大类。

即使在十年前，这也不是很明显，当时受害者仍会被迫忍受虐待或悄悄离开。然而，如今#MeToo运动和几乎不停的联结意味着以前的窃窃私语更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

2013年，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一名埃及学教授因不当性行为而被停职，同时该系因“有敌意的工作环境”遭到更多人投诉。随后，耶鲁大学将埃及学研究生招生暂停了3年，这对一个在北美只有10个项目的学术领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在我所在学科中，ISAS拒绝对骚扰行为采取立场，是导致2019年董事会多人辞职（包括我在内）以及该组织随后分裂的主要原因。今年，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宣布旗下著名文学杂志《信徒》（Believer）停刊。该校声称此举是出于财务和“战略”方面的考虑，但评论人士很快指出，这一决定是在该杂志主编Zoom丑闻被曝光之后做出的，而大学忽视了此前相关的员工投诉。

这种引人注目的事件将在未来几年成倍增加，或能迫使机构采取行动，哪怕只是出于保护声誉的目的。但是，公众丑闻并不是这些有毒人群造成损害的唯一形式。数十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强大的施虐者在某一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我逐渐发现其恶果并不局限于对一个部门或团体产生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影响是信任的丧失。经历过或仅是观察到虐待行为的人会觉得遭受了这个逃避责任机构的背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掌权者的背叛，那些人可能是他们的导师或朋友。

充满虐待的学术环境与不正常的家庭很相似。“有毒”学术机构的许多人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地努力将损害最小化。他们可能会承担起“维和”的角色，做额外的工作，拼命试图管理那些受伤者的情绪。或者，他们可能会通过取悦施虐者或否认事情的错误性来助长破坏性的行为。这些人很难与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也遭受着施虐者带来的创伤。

一旦这种有害的行为被公开，有时就会出现一轮轮的相互谴责，即使是受害者也会因为没有阻止施虐而受到指责。

有些人可能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他们仍然遭受丧失自信的失落，多年以后，他们会对自己与施虐者的串通一气（不论基于事实或想象）感到内疚。当一位教授以骚扰学生或与学生发生性关系而闻名时，他的学生们就会担心，他们所获得的任何成功都会被同事们归因于一段不正当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

因此，如果领导认为，打压少数敢于抱怨的人是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利益，那他们就错了。无论如何，个人的痛苦足以成为严肃对待投诉并依据事实采取行动的理由。

看到那些离开古英语研究的学者以及那些留下来的学者所遭受的心理伤害，我认为，为了任何组织的良好声誉或想象中的声望，牺牲他们的心理健康都是不值得的。

伊琳娜·杜米特雷斯库（Irina Dumitrescu）系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英国中世纪研究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