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版曼哈顿计划”会帮助战胜新冠病毒吗？

科学专家敦促，研发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疫苗、相关测试和治疗方法，必须加以更为国际化的统筹。而另一些人则警告说，过分自上而下的方法可能会扼杀创新。

随着大学、制药公司和国家实验室争相寻找能够抵抗病毒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通过类似“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全球性组织将这些努力团结起来（在曼哈顿计划这一美国领导的研发计划下，世界范围内第一颗核弹面世）。在过去数周内，已经出现了数百个针对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44个疫苗项目。人们希望“病毒版曼哈顿计划”能够统筹、评估，并在一些情况下为研究项目注资。

3月27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 and Immunisation, GAVI）的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在《科学》杂志（Science）的社论中说：“目前这种碎片化的努力还不够。”反之，我们需要类似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或欧洲核研究组织（the 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这样的“大型科学”计划。这样的组织“不仅可能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而且将帮助世界更好地备战下一次大流行病”。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急诊传染病教授安妮莉丝·怀尔德-史密斯（Annelies Wilder-Smith）说：“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必要的。”她指出，位于奥斯陆的流行病预防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CEPI）在研究疫苗时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该基金会成立于2017年，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和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新冠病毒疫苗项目提供了资金。CEPI最近呼吁追加20亿美元（约140亿人民币）用于疫苗开发；而上周英国政府宣布追加2亿英镑（约17亿人民币）的资金。

怀尔德-史密斯教授说：“我们有这个正在资助很多杰出工作的平台。但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式，来同时资助大学里最小的研究团体和最大的公司。有时候最天才的灵感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迸发出来的。”

她继续道：“最佳的方法可能是改进现有的平台（如CEPI和世界卫生组织），而不是创立全新的平台。”她说，迅速地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研究模式”提供支持至关重要。“我们对这些研究的投资将会是科学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可能会有重叠，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此时，疫情已经把我们逼得喘不过气来了。”

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药物开发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斯·凯丁（Kenneth Kaitin）也认为，在CEPI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协调统一的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具有“重大价值”。

凯丁教授说，在探索这么多可能的疫苗和治疗方法时，某些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些尝试都是可取的，因为针对新冠病毒的产品可能会被数百万人使用。

他说：“这不会像测试手机app那样，可以在十几名左右的用户中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重复劳动是必须的，因为对一个种族或人口群体有效的药物在其他种族或人群中的作用可能会不同。”

凯丁教授说，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由一个高级别的督查小组来考虑哪种疫苗或疗法最可能奏效。

他解释说：“当调查者本身已在一个项目上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数百万美元时，他们很难放弃这个项目。如果有一个调查小组，能够根据现有证据，判断与其它小组相比，这个项目行不通，而你的努力应该被用于其它方面，这将具有很大价值。”

他补充说，一个新的协调机构可以帮助业界和学界建立联系，这也可能是有益的。“最近一些具有突破性的药物，如用于艾滋病或非典的药物，通常都是在合作关系下研发的。”

凯丁教授说：“业界减少了对早期研究的投资，因为企业离上游太远，并且投入资源的风险太大。但是业界却可以进行后期开发和大规模试验，这是学术界没有做的。”他补充道，联邦出资者缺乏这样做的资金能力，因为研发阶段的药物只有10%能最终投放到市场。

帝国理工学院负责研究和企业的副校长尼克·詹宁斯（Nick Jennings）补充说，出资者决定一套明确的目标或问题，再由研究人员解决这些问题，也将有助于避免学者们提出的小项目重复性问题。他说：“各个研究团体颇具积极性，他们在进行诸如开发手机app或数据科学基础的项目。但我有些担心，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仍不明朗。”

詹宁斯教授补充说：“我们需要研究人员指出我们需要改进的事项——哪怕只有5项；又或者能有人说，‘这里有一项产品。如果你能超越它，我们会很感兴趣。’”

但是，牛津大学初级保健科学教授特里莎·格林哈（Trisha Greenhalgh）表示，尽管需要在医学上进行全球性统筹协调，但过度的规划可能会扼杀一些重要的项目，比如那些因学者所处环境和好奇心而产生的研究。

格林哈教授说：“当我将28岁的儿子送进医院时，那里显然有初级医生在使用防毒面具。我对此很感兴趣。而自下而上产生出的细致的研究问题更好。如果有人为新冠病毒的研究建立了自上而下且具等级性的分类，那么我们可能会错失一些能提供解决方案的新兴研究。”

jack.grove@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