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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以前平庸封闭的大学体系发生彻底的改变，现在那里有最杰出的人才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争先进入全球排名的前列。
最近，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成为第一个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的中国大学。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和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也闯进了前100名，使中国进入前100名的高校达到6所，而10年前只有3所。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最近发布了一份学者被引用频次最多的年度国家名单，中国超过了英国，排在美国之后，位居第二。而且，科睿唯安认为中国目前在尖端科学领域的研究规模可与美国媲美，尤其是在理学领域。
这些成就是由政府高度集中控制的20年改革之成果。顶尖大学被要求采用企业管理风格，全力投入到提升研究引文量和排名等关键绩效指标中。作为回报，这些机构获评了一系列利润丰厚的“卓越计划”，预算大幅增加。
2019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支出为1.3万亿元人民币（约1540亿英镑），比前一年增长12%，比2015年整整增长41%。虽然在今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有些预算吃紧，一些项目停滞不前，但未来一年的资金不太可能大幅减少。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其最新的五年计划中保证了对STEM研究的中期资助，该计划将于今年生效，并将确定中国政府直到2025年的政策方向。
从长期来看，中国正在寻求与西方竞争对手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对方。今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到2035年使中国成为研究生教育强国的指导意见。而该国最近的卓越计划“双一流计划”（Double First Class）提出，到2050年将双一流院校建设成为真正世界领先的高校。
然而，任何高等教育体系的快速大规模重组（更不用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怨言等负面影响。
更不用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怨言等负面影响。
其中之一便是大多数改革和额外资金都集中于高度等级化的高教体系的上层，具体来说，是39所“一级”大学和73所“二级”院校。其余的1124所三级院校没有获得同样的特权。例如，尽管招聘规则正在全面放宽——所有大学现在都可以聘请副教授或正教授，而无需咨询教育部——但对于那些处于顶层的大学来说，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尤其是在招聘外国教职员工和学生方面。
然而，对于那些处于一级和二级大学边缘的学者们来说，这些改革更是喜忧参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舒飞（音译）认为，虽然三级院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持有中国的传统“铁饭碗”的心态，学者们不管表现如何都有稳定的工作，但那些一流的高等机构已陷入到白热化的“出版或出局”的竞争之中。
这种压力的来源机制是由政府引导在双一流院校建立的终身教职制度。
“每所一流大学都在参与大学排名游戏。” 舒飞说: “他们了解排名标准，并调整他们的评估政策，以最大程度提升他们在这些标准中的分数。”这反映在他们授予终身教职的标准上。去年，舒飞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上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Web of Science出版物在中国75所大学终身教授政策中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这些高校过度重视被引情况。
事实上，中国这个仅凭文献计量指标就足以获得终身教职的制度是独一无二的。舒解释道：“年轻的学者可以在不教书的情况下以优异的研究成绩获得终身教职；但反过来就行不通了。”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终身教职制度帮助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了研究的卓越性，但代价是教学和服务的质量”。
他说，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研究和其他标准之间保持平衡。”
“研究在终身教职评估中占更大比重是可以接受的，但上限是什么？在我看来，研究应最多占50%的权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实际上占80%以上。”
舒教授尤其担心的是中国只看重数字的狭隘的研究评估。他说：“管理人员喜欢数字，因为所有大学排名都是基于数字的。”但风险在于，“在中国，研究的目的不再是提高知识，而是追求数字”。
此外，这种追求极大地刺激学者们试图在数字上做文章。最近在中国有一些反思，研究如何解决极为普遍的学术不端问题，这导致科学技术部最近出台新规整治学术不端行为，重点查处 “论文工厂”给不严谨的学者售卖低质量的研究论文，提高发表论文的指标。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体系跨文化分析专家杨锐指出：“即使是高度复杂的高等教育体系，如美国和北欧，也受到了‘审计文化’的巨大影响。”然而，不同的是，这种文化在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了在中国不存在的制衡之道。
“中国热衷于学习国际经验，但它没有同样的制衡力量。”他表示，“例如，在西方，教师工会非常强大，可以为学者的权利而斗争。（西方）最初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而不是推动人们发表更多文章。但现在，它在东亚的作用是大棒，而不是胡萝卜。”
他的观点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关注性别问题研究的副教授沈洋的赞同。她说，例如，很少有中国大学出台“停止终身教职”的政策，以帮助保护孕妇和休产假的女性的职业生涯。她说：“顾家政策的缺乏可能导致学者的工作压力高，尤其是女学者。”
今年9月，沈教授与人合作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与那些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学者相比，签订固定期限、未获得终身教职合同的中国女性学者由于工作考虑而改变生育计划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两倍。一名受访者表示，自从她所在的机构引入终身教职制度以来，没有一名签订定期合同的女性员工生过孩子。
但沈教授补充说，终身教职制度对性别的影响只揭开了更大议题的一角。她说：“在中国，关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及其未来的争论正在持续升温。”
香港大学的杨教授希望这种讨论能在未来几年带来改变。“快速发展导致了一种非常自上而下的管理风格。”他表示，“但是，中国高等教育迟早需要从粗放的数量增长转向真正的高质量发展。管理学术工作比管理企业要困难得多，因为企业的主要目标只是赚钱。在管理学术方面，你需要考虑情绪、尊严和创造力。”
中国过度重视引用的另一个隐忧是，这可能会缩小国家的学科范围。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论》（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view of Education）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倾向于写受编辑欢迎的话题，而不是与中国社会最相关或最有用的话题。
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黄福涛表示，中国推动大学国际声望的努力意味着“教学质量，尤其是本科教学活动，以及非STEM领域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或高度重视”。
这导致一些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部门和研究机构被关闭或遭受裁员。然而，黄认为这个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战略，通过引入更多多样化的指标，来改革学者个人以及高校个体学术表现相关的评价体系。”
在2020年的一份声明中，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承认“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去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估指导方针，强调成果应根据综合矩阵进行评估，而不是仅仅计算论文数量；科技部在2月份发布了类似的科学技术研究评估指南。与此类似，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评估研究中心，与中国其他大学合作，探索评估如何“真正反映”学术质量。
中国大学的资源分配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排名靠前和面向外部的大学获得了最大份额的资金——特别是用于与国家目标相一致的项目，如抗击新冠病毒或生产行业友好型技术。近期的大笔投资包括在清华新建一所公共卫生学校，该学校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前总干事执掌，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巨头万科（Vanke）出资。去年11月，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其第一个项目是关于新冠肺炎的。同月，中英合资的西交利物浦大学（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开设了一所新的药学院。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表示，尽管所有的新设资金都受到欢迎，并将推动中国大学的崛起，但也必须关注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利用。
他说：“政府需要认真关注改革资源配置和评估程序。”否则，他担心太多的大学可能会不管是否合理都去追求政府的优先考量目标，导致国家在这些领域有太多的供应，而在其他领域则太少。
席先生还认为，为真正提高大学质量,中国的大学需要采取更灵活的教学方法, 例如，终身学习。但他补充说，要小心的是不要过于专注于职业，尤其是在研究方面。
“考虑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仍然需要推动大学专注于基础研究，这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产生新的想法并对社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席先生说：“这是大学的关键作用。”
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目前相当于GDP的0.12%，低于美国（0.47%）和日本（0.41%）等竞争对手的水平，而政府似乎也认为这一比例过低。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去年12月的讲话中表示，“在优化利用政府资金的同时，也应鼓励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和私营部门增加基础研究投资”。他还承诺“将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鼓励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专家认为，如果中国想要进一步提升，就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参与。众所周知，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在国内体系中，国际学生的注册人数也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达到近50万人。然而，外国学生在中国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仍不到1%，而且他们只能在获准接收外国人的院校就读。目前，因严格的防疫需要，边境关闭，他们都被完全封锁在该国之外。
泰晤士高等教育为撰写本文而访谈的对象称，虽然中国院校可能参与更多的全球拓展, 执政党不太可能很快放松海外的控制活动——特别是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问题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广岛的黄教授说，中国想要引进的知识类型有:制度治理和管理实践；中国高校无法提供的高质量课程内容；新兴STEM学科的前沿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通过“明星教授”进行的。
宁波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的博士生杨宏其（音译）预计，今后几年，海归和外国学者会被中国吸引，因为中国的工作机会在增长，而国外因为种种政治和经济原因就业机会在减少。他们将带来“教学、研究和评估的新理念”。但他也不确定，就算是在合资大学的校园里，执政党的存在感是否会减弱。杨先生在中国的三个国际分校工作过，他说，中国开设这样的分校的理由之一是“促进教育改革”，但他强调，尽管它们在管理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国家仍然在意识形态上对它们保持着严谨的关注。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the China Institute at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院长曾锐生（Steve Tsang）指出，中国大学排名近年上升的部分原因是其加强了国际关系，“与习近平主席加强对中国校园控制相吻合”。现代历史、政治和新闻等学科的课程仍未涉及有争议的话题，而“长城防火墙”意味着普通学生或学者无法访问一些全球在线资源，除非他们能访问虚拟专用网（VPN）。
去年12月，政府支持的智库组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首席经济学家陈文玲罕见地公开呼吁，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让他们畅所欲言、敢于承担风险。
根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翻译，她在一个讨论如何让中国成为意识形态强国的小组会议上表示：“这个体系应该容忍错误，允许专家们有各种表达方式。”“一些（政府）部门甚至要求所有人——包括学术界人士——坚持同样的说法。这个系统应该允许错误、尝试和改正。我们谈论的是对世界的宽容。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学者更宽容一些呢?”
她补充说，中国吸引的“许多顶尖科学家、人才和专家”，他们“需要数据的自由流动，以便立即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曾锐生对此表示赞同:“平庸的大学没有国际关系也能办好。顶尖的大学则不行。”“尽管顶尖大学在排名上取得了成就，但中国以外的一流学者了解他们在中国合作机构的实际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合作的范围正在迅速缩小。”
那么，中国能够到底能飞多高呢?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经常出现。其中一个是，诺贝尔科学奖何时能授予在中国大陆出生、受教育和工作的专家，而不是那些在海外追求职业生涯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大学是否能够与哈佛大学相媲美，或者何时能与之相媲美。
现在，一些专家怀疑后一种愿望能否实现，就像“双一流”计划所要求的那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教授表示：“在中国大陆，如果（学术自由）的基本价值观缺失，你永远不会找到一所哈佛大学。”曾对此表示赞同，他也不认为中国的哈佛可以仅通过排名来获得认可。 “排名仅仅显示了大学在特定指标下的表现。” 他说：“这并不能……证明一所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广岛的黄教授还认为，制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中国哈佛的先决条件。目前“缺乏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学者或科学家可以培养研究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的想法或能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想吸引大量的顶级学者极为困难——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更不用说在国内培养大量全球认可的人才。”
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部主任寇海明（Hamish Coates）指出，“创造世界领先的洞见，尤其是超越STEM领域，需要卓越的学术结构、丰富的资源和富于想象力的探索空间”。然而，他补充称，中国已经“转向与全球接轨、以绩效为导向的教师队伍建设，同时增加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香港大学的杨锐教授也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的强调。他认为，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这将发挥作用，”他表示。“要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不需要去马萨诸塞州或加州。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