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实验室在2020年3月被关闭时，我开始对自我身份进行反思，陷入迷茫。如果不做实验，那我还算是科学家吗？
通常情况下，即使完成任务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的职责也十分明确。评判你的标准有两个：现金流入的数量和论文产出的质量（不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你获得拨款、做研究、写论文，然后从头开始，再来一次。
读者朋友，在你给编辑写愤怒的信之前，我知道学术生活远不止这些。这就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以请暂时忍耐一下。
数量繁多的重要任务均可以增强、塑造我们的大学——管理、解决多样性问题、修复研究文化、教学、宗教关怀、做外联和指导活动。但可能这些行为大多数都默默无闻。
科学交流也是如此。目前还不清楚它会给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职业利益。你不能把推特上的长篇大论变成卓越研究框架，不管它可能有多大的影响。布莱恩·考克斯的《行星》系列电视节目即使收视率高达300万，也没有引起官僚们的兴趣（尽管考克斯的媒体形象显然受到了曼彻斯特大学的重视，因为它带来了更高的知名度）。
不过，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们这些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都比平时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我决定写一本科普书来填补这个空白。
现在你可能会认为我在啰里啰嗦、不加自制地想为这本书做一点额外的推广，事实的确如此（从本周起，《传染病》在各大零售书店均有销售)。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学术社区，我们在生产基金论文之外活动的价值。
这场疫情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特别是对传染病及其相关事物的兴趣。我们也看到许多科学家的名字家喻户晓。但这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明显的职业优势，还给其中的一些人带来了相当多的痛苦。例如，许多人在网上遭到了谩骂，因为他们提出了看似没有争议的观点，即病毒存在、可以导致疾病、抗病毒疫苗可以预防感染。
有时，科学家们自己也加入了争论中。自1920年费利克斯·德赫雷尔（Félix d 'Hérelle）向朱尔·博尔代（Jules Bordet）发出关于发现噬菌体的决斗以来（如果你读过我的书，你就会知道），从未有过的科学谩骂之争再次甚嚣尘上。
除了网络攻击，参与科学交流还要付出其他代价。最主要的是时间。自疫情开始以来，不仅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受到限制，我们许多人从支持系统（特别是儿童看护系统）获得帮助的机会也受到了限制。无论是接受一名记者的快速采访，还是写一篇关于即将出版的科普畅销书的文章，或是与“网络喷子”争论（显然他们认为在过去一个月里对病毒的了解比你在20年研究中了解的还要多），每一次行动都需要花费时间。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应该有一个更公平、更广泛的认可体系以全面地重视学者。希望在某一时刻，信息会慢慢透露出去。一些机构正走在前列，如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和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而维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等资助者正试图解决痴迷于出版的研究文化，造就一种“创造、包容和诚实”的研究文化。然而，改变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是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
在学术界缺乏系统性改良方法的情况下，也许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情况更好。这就是建设性结盟的概念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从我们所做的活动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例如，科普的多个方面可能对职业发展有间接的好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做这件事很有趣。人们很容易深陷发表论文的车轮战之中，在论文被拒上浪费太多时间，又担心每一次成功都是短暂一时的。科普可以让你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对更广泛的听众讲话，让我觉得我在把所掌握的知识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
第二，交流需要调动大脑的不同部分，而不是更多的分析性研究，为创造力打开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窗口。希望这能提高我在工作其他方面的能力。例如，与书籍和杂志编辑更密切的合作，使我更有信心与学术期刊的编辑进行直接对话。这促使我直接向他们展示自己，看看我所做的工作是否适合，而不是盲目地毙掉文章。
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们开始适应熟悉的旧节奏，也许现在是时候推动职业激励的再平衡，以免新的可能性完全消失。这些新技能是我们许多人在疫情所迫使的无穷无尽的工作/生活平衡之间培养出来的，我们不能继续忽视它们，对吗?
约翰·特雷戈宁（John Tregoning）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呼吸道感染专业的讲师。《传染病》（INFECTIOUS）由寰宇一家出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