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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校园的清空和研究实验室的关闭，新冠病毒为英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怕的致命病毒所造成的破坏将继续困扰着学术机构长达数月，甚至数年。
大多数机构已经改变教学模式，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远程学习提供者。许多人正在考虑如何通过提供更多混合课程或将导师的办公时间转移至线上来将这种学习方式整合到大流行后的教学法中。
随着资助机构和医学研究慈善机构将资金转移到冠状病毒研究中，或在捐款暴跌后缩减新项目的规模，研究经费也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慈善家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为与大流行无关的任何事情提供资金，而行业赞助的研究也可能会减少。
此外，由于国际招生人数可能会减少，国内招生也因无法为申请者提供校园参观机会而岌岌可危，未来令人担忧。
但仍有希望。在高等教育面临的动荡中，教育部门或许最终能够向公众证明其价值——这是一项它有时难以完成的任务。
尽管面临许多精心计划的公关攻势，大量的负面新闻已经可悲地在一些人的脑海中定义了大学。无论是关于校长薪酬的争议、有条件和无条件录取、还是“雪片族”学生（常用于形容易怒、心理脆弱的人）剥夺保守党政客发言权利等，高等教育经年累月地面对着这个国家主流媒体的持续敲打。
即使是执行良好的宣传项目，如英国大学联盟的“大学制造”（Made at Uni）营销活动，也难以改变那些认为大学已经过时、需要改革的观念。
然而，围绕大学挥之不去的言论因新冠病毒而浮出水面。
从向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捐赠个人防护设备供应、在校园实验室生产消毒凝胶、快速将护理和医科学生送入前线，到向政府提供专家科学指导、开发疫苗，在目前的危机中，大学已经跃然行动起来。
上周，牛津大学迅速成立了一个横跨学术界和生物加工公司的财团，其中包括三家位于牛津朴茨茅斯的公司，以及我所在的机构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这一消息上周成为全球头条新闻。
伴随这一消息的同时，是一个新的疫苗特别工作组宣布成立的公告，以对抗冠状病毒，其中包括学术界的代表，并随后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南安普敦、埃克塞特和布里斯托尔等多所大学颁发了冠状病毒研究补助金。
我们的大学正在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作出反应，就像任何在该行业工作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正在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为本地和全球问题创造解决方案——但这次媒体却心甘情愿地报道这些问题，因此，这些以前基本上与高等教育脱节的人终于能够理解教授们到底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十分幸运能够拥有他们。
现在，大多数招生决定都是通过数字参与做出的，转化一所大学所做的和它所代表的可能是波涛汹涌的水域中的宝贵工具。
无论是为一家医院在实验室中制造凝胶，还是帮助制造一种供数百万人使用的疫苗，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将讲述一个新冠病毒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表明渴望“影响力”，而且展示更宏大的愿景，一个关心其社区、希望让一切变得更好的有道德、有原则、有活力的机构。
这个月不需要花哨的照片拍摄或巧妙的拷贝。这些故事正在此时此地帮助着人们，所有社会群体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和欣赏这些故事，而不仅仅是那些在高等教育“回音室”中的人。
让这成为整个行业沟通者的重要呼吁吧。从屋顶上喊出你的故事，在广告中宣传它们——从来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说明大学为什么重要。
罗素·里德系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战略传播副总监。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