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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当我自疫情开始以来第一次前往美国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时差反应。当时钟告诉我应该保持清醒和警觉的时候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患上长期新冠后，这是我的新常态。我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幻想：我可能某天早上在正确的时区醒来，症状痊愈。但现实是，我的预后非常不明确。
当然，我不是孤例。仅在英国，就有200万人患上了长期新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症状。长期新冠每天都影响着我，在我所做和不能再做的事情上影响着我。它影响了我的学生：他们以极大的善意对待我。它影响了我的同事：他们替我代班，同时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量。几十年来对人文学科的削减意味着每个人都超出了自己的极限，并且没有简单的方法来促进我的恢复。这也影响了我的家人：两年来，我一直需要别人来接送孩子上下学、踢足球、做饭和打扫卫生。
就在我试图认真对待我的症状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克服它。和其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一样，我习惯了在疲惫时继续工作。那么，是什么让这种疲劳如此特别呢？我就不能喝杯咖啡，撑过去吗？事实上，我再也不能喝咖啡了。这是一种特别具有报复性的疲劳——试图坚持下去的结果是止痛药也无法消除的头痛，还有恶心、耳鸣和在面对复杂的行政任务时的无助感。
作家爱德·杨（Ed Yong）在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写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指出，用“脑雾”（brain fog）这个词形容长期新冠是多么糟糕。每个人累的时候大脑都会变得模糊。相反，长期新冠是“一种执行功能障碍，使基本认知任务变得异常困难”。执行功能让你能够同时在头脑中记住几件事；组织好你要说什么，说话不打磕绊；上传或下载文件到谷歌云盘；有效地处理收到的邮件中的要求；集中精力。
在不头痛的日子里，我还能经常集中精力。多任务处理要困难得多——是的，我知道没有人能真正一心多用，但我曾经至少能同时接抛几个球，而不会让球永远消失在空中。我从来都不是谷歌文档（Google Docs）或Dropbox的粉丝，但它们从来没有让我感到恐慌。由于我的工作都是关于语言的，我真的很讨厌文字逃避我。这就像是对我身份的威胁。
令人困惑的是，你可以看着患有长期新冠的同事做需要消耗脑力或体力的事，但一直不知道他们身体有恙。我的极限也让我很困惑。我这种特殊的长期新冠通常会让我完成一些教学，或在会议上看起来很正常。不过，虽然我还能批改一篇，甚至几篇文章，但疲劳很快就会袭来。而当我忽视它时，它会严厉地惩罚我。
在这种时候，我躲起来试图恢复。长期新冠是隐形的，尤其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会想尽办法掩盖它。我在一家重视精力和耐力的高校工作。这些词在晋升推荐信、管理话语和日常聊天中都具有英雄主义含义。当然，我所属的高校也重视脑力。在身体上或认知上展现出虚弱都是令人尴尬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每种疾病都能带来益处和见解。我对此表示怀疑，但长期新冠让一些事变得更为清晰。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将意味着我要学会按我的工资所包含的工作时间工作，而不是大量加班，并学会以一种人道的速度工作。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这对我来说是否可能，而是对当代英国高等教育中的任何人来说是否可能。我们当中有谁能说他们能够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轻松地处理邮件、行政、教学、研究和/或其他构成自己工作量的事情呢？英国大学和学院联盟（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最近的工作量调查显示，这些人只是少数。
是的，我的家人也受此病的困扰，因为长期新冠意味着我现在状态不佳。但说实话，我的家人（和朋友）多年来一直受我的工作时长困扰，因为工作让我筋疲力尽，不能帮上他们的忙。
我记得大约5年前，我与一位职业服务部门的同事进行了一次充满羞愧的低语的对话，她承认自己忘记了母亲的生日。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这只是钉在埋葬我们的人性的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背后是那么多本应和家人朋友进行的通话、取消或躲避的会面，以及没能一起度过的时间。
我的前途未卜。一个可怕的问题是，如果我不能在当代高等教育中超负荷工作，我是否还能被雇佣。如果不能的话我就只能和长期新冠相依为命了。
萨拉·科尔文是德语系施罗德教授（Schröder Professor），剑桥大学性别平等大使。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