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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布里斯托参与策划了一个关于强制失踪的展览。展览展示了墨西哥抽象画家香塔尔·梅扎（Chantal Meza）的作品，旨在重新关注从历史上的奴隶制到现代拉丁美洲的现状中人类消失的多种方式。
这次展览也是一次实验。我们想看看，通过让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艺术，能引发什么样的对话。我们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通过对痛苦和苦难的共同认知，我们可以与完全陌生的人建立联系。但是，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引起我关注的是教育方面的启示。
展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与知名权威人士就与失踪有关的不同主题进行一系列公开会谈，并在画廊内进行几次学生研讨会。艺术家带领学生进行参观，并讲述了每件作品是如何与墨西哥的情况联系在一起的——自2006年以来，墨西哥已有10万人失踪。房间内的设计被设置为圆形，因此与会者在讨论他们对这些作品的反应时，会感到被包围并沉浸在作品中。
这是一个启示。我站在远处，看到学生们慢慢放松了警惕，畅所欲言地谈论失踪对他们和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意味着什么，也因自己的固定立场受到了挑战而感到不安。梅扎坚持认为艺术不是“治疗”，因为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从不会“康复”。同样，如果把学生们的对话看作是某种忏悔，那就错了。但它比我在传统的学习环境中看到的更亲密，也减少了对抗。但与我在传统学习环境中看到的相比，这种交流更加亲密，对抗更少。
同样吸引我的是听主讲人讲述，这段经历如何成为当今世界所需要的对话类型的典范，认识他人并缓解对话者的偏见、成见和先入之见。
当展览闭幕时，一位阿富汗难民发表了一段充满感情的演讲，他强调了保护那些面临真正失踪问题的人的必要性。而我意识到下一个挑战是在大学环境中复制那两周发生的事情。
大学应该是点燃想象力的地方。对过去和未来敞开心扉能够让人感到一种可能性，学生应该受此启发，敢于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就人类的意义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法国哲学家、著名的空间理论家加斯东·巴歇拉（Gaston Bachelard）所言，美学体验对于创造这种条件至关重要。
问题是，我们许多校园的设计纯粹是为了统一的功能，这使它们缺乏特色。如果要说大学里有一种审美体验的话，那就像是伟大和优秀人物的肖像，是要借此表明某些价值观，而不是寻求激发灵感。对于科学学科来说，这可能没问题，但这种“思想实验室”的审美不应该主导大学的外观和感觉，因为在向学生讲授这个世界时，大学也是教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在我们的视觉环境、身体感觉和思想（也可称之为思想美学）之间相互作用的缺乏是非常明显的。
我确信，如果我能在展览的环境中教授我的政治暴力课程，确保艺术作品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常规的背景，我的学生的体验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他们并不急于离开展览。他们想继续研究艺术，进一步思考思想的美学。谁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然而，在我印象中，没有哪个学生调查询问过他们是否希望在校园里看到更多吸引人的艺术作品。
在每次教学过程中，学生都会不可避免地会走神一会儿。我们需要适应这一点，因为这也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被空荡荡的白墙包围时，他们的思想又会去哪里呢？
我并不是建议你张贴一些数码印刷品和励志名言。我在展览中的经历表明，学生和公众一样，知道原创艺术和大规模生产的口号之间的区别。难道我们不能用原创艺术作品来填补我们的学习空间吗？这些原创艺术作品唤起了从焦虑到兴奋，从绝望到希望这些复杂的情感。
更深入地说，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在大学和艺术部门之间建立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包括重新思考画廊和博物馆空间在教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些画廊已经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走得更远。
作为起点，我们可以创建新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教育的审美体验。毕竟，这与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毕业生这一问题是分不开的。而这同时又与我们想要创造的人类愿景密切相关。下一代需要在最黑暗的想象深处感受到一丝希望，这样世界上的问题才不会显得无法逾越。
布拉德·埃文斯是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暴力研究中心主任、政治暴力与美学教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