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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鼓起勇气问资深同事是否应该举报。你已经告诉了其他职位较低的同事，他们也支持你。你不知道这一流程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表格在哪里、流程要花多少时间或你需要做什么。不过，管理人员对你进行了鼓励。学校将保护你。还有其他性暴力幸存者对这个人提出了投诉。根据数据保护规定，你不可联系这些人，但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总是好的。
然而问题出现了。
“很抱歉久未回复。我们不调查这类事件，因为这并不公平。你需要收集证据。什么叫你认为这是不对的？你需要在昨天前发送文件。好吧，我们把你的陈述给了他，并要求他在今天前做出回应；而他的描述显示你说谎了。我们怎么能知道该相信谁？你的多条陈述，以及其他员工证实你说法的陈述是不够的。他的道歉信息和他在社交媒体上骚扰你的截屏是不够的。不，等等，我们相信你。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但我们不会对他采取行动。你进行过心理咨询吗？”
如果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学术界就是这样运作的。仅英国大学校园中就有数千名教职工和学生作为性暴力受害者，在进行投诉时遭遇过官僚主义的可怕经历。他们也经历过施暴者在免于受罚的同时在其陈述中对你做出虚假言论后，一个完全无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创伤。
即使你足够幸运的摆脱了新自由主义双重思维的噩梦（“我们有强有力的政策来防止性暴力，所以这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可能知道有些人曾经历过这一梦魇。他们曾在你的办公室哭泣过。或者他们只是不再来上班了。你隐约想知道为什么，但你增加的工作量意味着你没有时间询问。你的部门刚刚获得了雅典娜-斯旺奖，所以肯定一切正常。
但是一切都不正常。员工和学生幸存者因他们所遭受的，主要是来自男性员工和学生的性暴力而诉诸社区司法，然而高校不仅不采取行动，还允许暴行继续存在。施暴者获得补助金并以荣誉身份毕业，而受害者则保持沉默并被迫中止工作或学习。
自从今年早些时候公开我的故事以来，我收到了来自众多高校的幸存者的数百份揭露信息。模式始终是相同的：施暴者的目标中，边缘化人群（主要是女性）占比高得离谱。高校的虚假承诺和不作为危及他们的生命，而法律支持不足会进一步伤害他们。幸存者的心理健康岌岌可危。我们太过频繁地受到高校的霸凌，又受到施暴者的骚扰，因而保持沉默。
直到又一波揭露真相的浪潮出现在社交媒体和媒体上。“MeToo”话题带来了一系列故事，使我们能找到联系彼此的团体。然后“TimesUpAcademia”（该结束了，学术界）的话题于2018年出现。新闻中甚至出现了备受瞩目的案例，并引发了内部审查、官方声明和“经验教训”报告。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当然，有一些组织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英国，有1752小组（1752 Group）、艾米丽测试（EmilyTest）和反抗性骚扰运动（Revolt Sexual Assault）。如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过女权主义生活》（Living a Feminist Life）中所写，成为问题的是投诉人，而不是迫使投诉发生的暴行。尽管寻求平台发声的幸存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这引发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不能指望高校的高级管理团队解决区域性性暴力这一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可以整理好自己的内务，并以自身的成功来游说当权者进行变革。一个良好的开端或许是制定一份针对所有员工和学生的人际关系与性同意培训的明确指南。使接受训练的幸存者受益，并制定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政策，将确保我们的声音成为社区司法工作的核心。
如果证据可信度的负担能得以明确，对性暴力案件进行裁定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合适且定期的培训，且校园中性暴力事件的统计数据得到公布，那么在不甚清晰的流程中寻找方向的幸存者将受益匪浅。对施暴者实施制裁将向幸存者发出信号，说明也许——只是也许——他们的生命也受到高校的重视。
我们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见证和记忆的责任，以支持因刻意复杂化的司法程序而筋疲力尽的幸存者。每个人都要挑战保护高校而非受害者的报告政策。每个人，包括女性，都需要开始过女性主义生活。这意味着比起单单引用艾哈迈德的著作，我们还需要做更多。
团结起来，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是问题，那就是吧；让我们成为更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且应该使相关部门对“声誉受损”的恐惧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让另一个迷惘的一代以身犯险。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大学经历而得到丰富，反而受其所害。
如果我们要看到正义，我们中的更多人——无论是否是幸存者——都必须将揭露真相的浪潮变为抗议和抵制的浪潮。
作者系一位英国学者。她放弃了稿费以要求文章向非订阅者也开放访问。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