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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迫使教授和学生在实际问题和达观问题上停下来。危在旦夕的不仅是如何进行教学或上课（尤其是在人文学科中），还有我们为什么教学或上课的存在性问题。
我相信一个叫吉格斯（Gyges）的人可能有答案。
古代作家喜欢对这个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话的人物进行即兴创作。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他介绍为吕底亚国王坎道勒斯的保镖，后者在黑暗的掩护下杀死了国王，夺取了王后并建立了一个王朝。
在《共和国》中，对话中的一位对话者格劳孔拼命寻找一个理由去相信苏格拉底的说法，即如果我们知道善，我们就会被迫采取行动。他担心如果我们摆脱了法律和社会的束缚，我们都会像吉格斯一样行事，不管正义如何。
在我大学的春季学期，一场完美的事件风暴创造了一个实验室来测试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立场。我们州已经被冠状病毒大流行所包围，然后在 2 月遭到爆炸的袭击，使德克萨斯人陷入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寒冷黑暗中。为应对危机，我们的政府恢复了2020年生效的在线评分政策。
这些政策有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学生可以选择“及格”，只要他们的成绩高于F；实际上，他们可以在一门或多门课程中获得D-，而不会影响他们的GPA。其次，出于隐私原因，那些参加在线课程的学生被允许在课堂上关闭相机。
当我的一门课程在线上进行时——休斯顿大学几乎所有课程的“模式”——我成功地在校园里教了另一门课。并非巧合的是，这门课致力于瘟疫文学。每周两次，我停车并走过大部分是空荡荡的车库和黑暗的建筑物，偶尔会瞥见单独或成对蒙面、偷偷摸摸的学生。一到教室，就有15个左右的学生在等我。
因为我们都戴着面具，我看不懂他们的表情，我很快就放弃了我惯常蹩脚的客套话。相反，我们求助于我们的作家——从修昔底德、马库斯·奥勒留和米歇尔·德蒙田到丹尼尔·笛福、玛丽·雪莱和阿尔伯特·加缪——并讨论了他们的作品如何帮助他们（也许还有我们）克服他们自己所面临的瘟疫。
下课的那一刻，我会冲向我的车，然后飞快地回家，通常会在关键的时间到达来教我的线上课程。但我也看不懂这些学生的表情——不是因为他们戴着面具，而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很少打开相机——甚至是他们的麦克风。我们对法属阿尔及利亚悲惨历史和文学的讨论几乎总是变成独白。
这是吉格斯可见的地方。有时，我对Zoom课程的失望使我向那些隐形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认为他们至少在场。但是经常没人回复。后来我发现我屏幕上的那些黑色矩形遮住了学生，他们在工作中、在健身车上、在床上——或者在谷歌上试图找到我的问题的答案。
不出所料，他们提交的论文并不令人满意，但由于行政部门敦促教职员工表现出同情心，我给了D分而不是F分。但这让我想知道：格劳孔是对的吗？
毕竟，这些隐形的21世纪吉格斯未能公正对待我试图让他们接触的书籍和作家，但他们却因此得到了有效的回报。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人性的原始和贪婪吗？或者，至少社交互动的基本交易性质？
然而，我在校园课堂上的经历给了我另一个答案，一个可能会让苏格拉底高兴的答案。虽然这些学生可以选择缩放，但他们选择了可见（如果被屏蔽）。特别是6个左右的人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已经在去读研究生或工作的路上。然而，他们仔细阅读并深入思考了这些书，以至于我们的讨论让我重新阅读和重新思考我认为我知道的作品。他们不是交易性的，而是有抱负的学生，相信思考这些词和世界是有道理的，而且很简单、很好。
这是否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当然不是。但有抱负的学生确实提醒我们，有一种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变得不可见。也就是说，希腊人所说的eudaemonia（幸福感）或happiness（幸福）不仅存在于繁荣的投资活动中，而且存在于繁荣的智力活动中。
罗伯特·扎雷茨基（Robert Zaretsky）是休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荣誉学院的历史学家和教授。他的新书《胜利永无止境：瘟疫时代的阅读和关怀》（Victories Never Last: Reading and Caregiving in Times of Plague）将于明年出版。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