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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泳俱乐部能否有助于产生一种“学术激进主义”？
这是诺森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商业与法律学院教授大卫·雷蒙德·琼斯（David Raymond Jones）在《英国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探讨的问题。
他写道，在2009年，他正寻找“从我的大学里日益增多的管理主义实践中获得喘息机会”的方法。因此，他决定成立一个“慢泳俱乐部”，现在已经有来自当地3所大学的20名学者参与其中。
该俱乐部当然提供了一个社交渠道，也是一种摆脱无休止会议和其他日常工作压力的方式。但它是否也能起到抵抗的作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琼斯教授将他从工作中得到的喘息转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工作形式，并将其作为涉及11位学者的自主民族志研究项目的基础。
一位受访者指出，游泳已变得至关重要，它“让我放松和思考，而不是成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的僵尸”。然而，许多人认为，游泳也对他们“在各自的大学重新制定工作”的方式产生了更深层次、更具政治性的影响。
他们中的一位学者“开始意识到我实际上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解决我在漫长、乏味和……无意义的会议上的挫败感，这些会议是为了证明围绕每月认证的一些倡议是合理的”。其他人“觉得自己有了更多开启项目的自由”，或现在似乎能够“深呼吸，剔除垃圾”。
更引人注目的一位游泳者过去常以“非常工具化和自私的”方式看待他人，但现在开始“更愿意开诚布公地与人合作”。琼斯教授本人声称，以前他“永远不会担任系主任的职位，而我在2018年就尝试了，因为我认为这个角色太需要妥协了。慢泳的经历鼓励我将这样的机会视为一种学术活动”，从而促成了志在“改变高级管理议程” 的集体努力。
因此，琼斯教授的论文认为，这听起来可能是一项无害的休闲活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创造性的抵制途径，它……采用与管理主义实践并行的其他方式开展学术工作。通过集体接受这些替代方案，这种管理主义的做法可能会逐渐受到质疑。”谁能想到一个游泳俱乐部具有这样的政治潜力？
matthew.reisz@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