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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全球皆知。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调查了 149个国家中妇女的经济参与、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政治赋权情况。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排名均在100名之后。垫底的10个国家中，有7个是亚洲或中东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甚至新加坡也仅排在第67位，而印度尼西亚则排在第85位。
设在瑞士的国家议会论坛——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的排名也显示，许多主要亚洲国家的女性代表占比偏低。中国和新加坡在192个国家中分别排名第72和第80。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均未进入前100名。印度排名并列第148位，日本则排名第164位。
根据2018年的数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37个成员中，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是韩国和日本。这两国男女收入之间的差异分别达到该国男性收入的34.1%和24.5%。
因此，虽然亚洲大陆的一些大学与世界上其他大学相比取得了快速进步，但普遍在性别平等方面成绩不佳也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在大学领导层中缺乏女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是亚洲的性别不平衡更加明显。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男性主导的领域被视为推动名牌大学发展的引擎，并因此获得了最大份额的公共资助。而这可能会加剧性别不平等。
对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中前10大学的网站进行的分析显示，这些大学都没有女性领导者，只有少数高校有女性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在59位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和教务长中，只有9位是女性，约占这10所高校的领导职位的15%。
同时，在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前200名中，仅有39所由女性领导的大学，其中没有一所是亚洲大学。在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的 “性别平等”分项中，排名前100的高校中仅有9所是亚洲高校（包括2所女子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处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评分基于多种因素，包括资深女性学者的比例、女性论文作者和女性学生的入学与进步。
至少在上述最后一项评分因素上，按照国际标准，亚洲高校表现良好。在过去的一两代中，整个亚洲大陆的年轻女性的入学人数都在增加，与年轻男性的入学率相当甚至略高。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UNESCo.org/new/en/media-services/single-view/news/women_still_a_minority_in_engineering_and_computer_science">《科学报告：迈向2030年》显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而非亚洲北部的发达国家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报告表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都拥有大致相等数量的男性和女性研究人员，也拥有更多的女性高级领导。日本和韩国的研究人员中，分别只有15%和18%是女性，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8%；在学术工程学领域，这两国的数字分别降至5%和10%。
随着职位等级的升高，女性比例持续下降。这样的“管道泄漏”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众所周知，但在亚洲尤为明显。例如，略超一半的大学教员都是女性。但是印度政府发布的《全印度高等教育调查（2018-19）》（All India Survey on Higher Education (2018-19)）中的数据显示了女性比例从低等级到高级职位的显著下滑。虽然42%的辅导老师和实验示教者是女性，但这一比例在助理教授和讲师中下滑至16%，而在正教授和同等职位中仅为8%。
同时，根据日本政府的《2019年日本男性与女性》报告（Women and Men in Japan 2019），在日本，女性约占大学教员的1/4，但在研究人员或教授中仅占16%。这是世界经济合作组织中最差的数字。在名牌大学中，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日本大学领导者中只有不到10%是女性。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两位研究人员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女性大学校长之路》（The Making of Female University Presidents in China, 2018）一书中所述，中国的数据与此类似：能进入大学上层职位的女性获得高等学位的数量比男性要少。根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对政府数据的分析，尽管女性占香港大学学术人员的40%左右，但她们集中在低薪职位，其中教授、副教授、校长和高级讲师的占比不到20%。
顶层的差距更大。在香港和新加坡，目前还从来没有女性担任过大型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
问题到底在哪呢？根据现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教育和社会正义高等讲师萨拉·简·埃森顿（Sarah Jane Aiston）于2017年对香港女性学者进行的一项调查，阻碍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主要原因包括繁重的工作量、不从研究和学术中分心的渴望、以及领导层是“男性主导的”这一认知。
根据报告《沉默的目击者：为什么香港学术领导层中缺少女性？》（Silent Witness: Why are Women Missing from Hong Kong Academic Leadership），埃森顿采访的香港大学领导人大多将“家庭”视为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然而，受访者列举了许多其他问题，包括缺乏支持和鼓励、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挑战、难以获得正式教授职位和性别偏见。
报告称：“女性占比不足的现象被定义为‘玻璃天花板’。”尽管受访者和大学领导者都不支持性别配额，但83%的受访者支持女性领导力计划的构想。
但是，年轻一代学者中更高的性别平等水平不是会自动导致这一代领导层的性别平等吗？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授、艺术学院性别平等与多样性委员会主席吉娜·马尔凯蒂（Gina Marchetti）认为并非如此。
在她的学院中，过去5年来，助理教授级别的性别比例大约为50:50。但在终身教授或副教授的级别，女性比例下降到约35%。马尔凯蒂教授说，只有不到20%的女性获得正式教授职位；这是一个“巨大的下滑”。但她将其归因为众多因素，而似乎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不药而愈。
“抚养子女”对女性生产力和参与工作的可能性的影响，显然是一个被广泛提及的全球性问题。马尔凯蒂教授说，事后调查显示，“孩子不是唯一原因。还有老人护理和家务。再加上性骚扰、出版困难——重重压力都对女性不利。女性在偏见中奋力挣扎。她们努力争取发表论文、获得资助，想让评审认真考虑她们的研究。”
考虑到广泛的社会态度导致了上述性别差距，其中一些问题给亚洲女性造成了特别沉重的打击。马尔凯蒂教授说，在一个很少有人能在40岁之前晋升为教授职位的行业中，年龄也可能是一个问题。
她说：“由于强制退休，年龄加剧了香港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香港）妇女往往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庭，更多地与性别偏见和性骚扰作斗争，更晚升到教授职位，然后因‘年龄太大’没有晋升到高级行政职务。”虽然高校通常会对高级员工放宽限制，但香港的一些大学的正式退休年龄是60岁。
尽管如此，香港大学仍比该地区的许多大学进步得多。帕拉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于2019年出版的《亚太地区性别与高等教育变化》（Gender and Changing Fa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Pacific）一书指出，在5所著名东亚大学中，香港大学的女性领导者比例最高。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香港教育大学（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邓希恒（Hei Hang Hayes Tang）教授写道：“要努力使东亚学术界的知识分子领导层具有包容性，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更加具有文化敏感度和性别平衡的政策和做法。这些政策和做法要适应包括婚姻和家庭责任在内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该书还着重介绍了台湾排名第一的大学——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该校 “在性别平等和大学管理方面取得了更优异的进步”，有约1/4的部门领导是女性。
周家蓓于2019年被任命为国立台湾大学的执行副校长，她是史上第一位担任该校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说，在台湾，女性学者更多情况下面临的是“网状天花板”，而非玻璃天花板。在这一状况下，如果女性有足够的决心，也可以冲破阻碍。作为土木工程系杰出的教授，周教授以研究者的身份参加比赛或寻求资助时并没有受到不同对待。而就算她受到了区别对待，台湾也有补救措施。尽管岛内没有像美国等国家提供的那种平权行动项目，但其科学技术部确实向工程学的女性申请人提供了相对较高比例的项目拨款。
但是，此举的成功是有限的。国立台湾大学有约40%是女性，而工程学专业的学生中的女性只占20%；工程学院中的这一比例下降到10%。周教授说：“女性学生表现出色，并且有继续称为学者的能力。但大多数年轻女性都不想走这条路。在台湾，传统来说，一旦女性结婚并拥有家庭，她将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
而一旦一名女性在国立台湾大学开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她通常不会换工作。周教授说，该校的管理层为年轻的女性学者提供“鼓励”，并在需要时为男女教师提供在家工作的选项。因此，以助理教授入职的大多数女性最终都能晋升为正教授。
此外，还有其他令人鼓舞的迹象。至少在某些高校中，亚洲大学开始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名校东京大学，简称东大，长期以来一直因性别不平等而受到批评。去年，日本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东大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在该校的一个入学典礼中表示，入学东大的学生中只有20%是女性。这位社会学家补充说，在东大教授中，只有8%是女性；而15位院长中只有一位女性。
东大发言人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该校校长五神真（Makato Gonokami）“乃至整个大学都将性别差距是为东京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五神校长将性别平等作为重中之重，以增加多样性来振兴学校”。
去年，五神加入了“日本30%俱乐部”（The 30% Club Japan）。这是旨在提升女性在高级领导中占比的全球运动最近开设的分支机构。东大的行政人员中现在有30%是女性。同时，学校还设有6个校内托儿所，实施各种计划以提升女教师至副教授和教授职位，并支持女性研究者的发展、促进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发言人说：“这套措施已经使女性学者的比例提高到了20%，但我们仍需要继续努力。”
意识到这一渠道开始于更低阶段的教育，该校还加大努力，面向女高中生进行招生，并为女大学生提供住房、奖学金和职业支持。
发言人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一流大学中女学生和女性研究者的占比偏低，是因为整个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女性不需要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我们需要提高整个日本社会（关于妇女教育的价值）的认识。东京大学在提高人们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认识方面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许多毕业生都担任日本国内外的领导职务。”
由20-FIRST咨询公司发布的2020年性别平衡计分卡显示了另一个取得进展的例子。亚洲顶尖商学院的女性教师比例为28%，略高于西方商学院的24%。在接受调查的20所一流商学院中，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KUST）的工商管理学院以30%的数字，展现了最高的女性教师占比。考虑到港科大在几年前仍在资深教职性别平衡方面在香港排名垫底，这是一项尤为显著的成就。
港科大商学院院长谭嘉因（Tam Kar-yan）表示：“作为商学教育的国际领导者，我们在教育商业人才时，致力于培养多元化且具包容性的思维，并致力于在促进性别平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计分卡显示，紧随香港科技大学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商学院和中欧国际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的商学教师中的女性比例均为27%。
同时，在印度，一些新近成立的大学正在共同努力，以提高女性地位。一个例子是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这所专注文科的高校于2014年成立，位于新德里以北一小时车程的索尼伯德。
阿育王大学性别与性研究中心主任马达菲·梅农（Madhavi Menon）解释说：“几乎所有的本校创始人都是男性，但他们雇佣了坚强的女性和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这进一步推动了更好的招聘行为：“我们给他们施加了压力。我们持续发声，并获得了良好成果。”
阿育王大学副校长马拉比卡·萨卡（Malabika Sarkar），加上三名教务长，一名副主席和两名助理副主席都是女性。该机构还有迎合家长的设施，例如托儿所，以及印度第一个专门研究性行为的梅农中心。
但是梅农强调说，阿育王大学在印度是一个例外：“（聘用男性）的默认行为非常顽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印度女性学者通常会遇到只有男性成员的审核小组（“manels”），且必须努力争取平等的资金和宣传机会。她说：“这是日常性的斗争。这些斗争很艰难，而且（胜利）也非永久性的。”
此外，由于低阶段教育的不平等，即使是阿育王大学也很难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高等职位雇佣上达到性别平等。梅农说：“社会不鼓励年轻女性进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她们被告知这些领域不适合她们。”同时，由于人们期望男性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因此男性被“过多地推向”这些薪资较高的领域。梅农说：“例如，IT领域的女性感到边缘化。她们是男性海洋中的孤岛。”
印度政府已经努力消除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衡。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已为女性研究性硕士和博士候选人提供了更多时间来完成她们的课程，外加240天的产假或育儿假。就读印度博士课程的女性人数因此有所增加，从2013-14年的40%增至2018-19年的44%。
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长拉梅什·波赫里亚尔（Ramesh Pokhriyal）表示：“在过去的6年中，高等教育机构的招聘和安置教学和非教学人员时，我们都鼓励了性别平等。”此外，他去年在《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上写道：“平等的概念不仅应由数字决定，还应该由良性平等的文化决定。”
但是前景并不是一片光明。考虑到女性通常要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全球的人们都在担心，疫情之下数月之久的校园关闭和国家封锁对女性生产力的打击要比男性更严重。初步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这段时间内出版的预印本更少，启动的研究项目也更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学者可能拥有不在家庭之外工作的伴侣。
梅农认为，尽管与其他各行各业的女性相比，高等教育领域的从业者相对不受这种不平等的影响，但“即使你在学术界或建筑界工作，不成比例的大量家务仍由女性承担。”
香港大学的马切蒂教授表示同意：“当房子很小并且有孩子要照顾时，女性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就看到了影响。”
但是，即使在大学内部，女性也更多地承担着“照顾者”的角色。随着大学在封锁期间转向在线学习，女性的负担只会加重。
她说：“大多数非终身制员工，如辅导老师、助教、讲师和语言老师都是女性，而且她们负责许多在线教学，同时还承担着沉重的行政负担。这意味着那些同时试图进行研究的人将过得很艰难。”
这也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是，鉴于许多亚洲大学已经处于性别平等的劣势，并且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亚洲的家庭内部对女性的压力可能会尤其严重，因此这对该地区妇女地位提高的影响巨大。尽管该病毒可能使亚洲女性学者面临的问题变得特别明显，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履历方面受到的损害只会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Can women break through Asia’s ‘net cei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