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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分管研究的副校长弗兰克·米德玛（Frank Miedema）说：“这不仅仅是一种荷兰专有的问题。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追逐着期刊影响因子。”
他承认，没有人比他更“沉迷”于只在高引用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但这种上瘾是由系统压力驱动的。他解释道：“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成为一名教授所必须做的事情。”但他认为，这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不仅使招聘和资助决策偏向那些擅长管理自己的影响因子的人，而且还损害了科学，并限制了科学可能带来的潜在变革性益处。
这一点在米德玛去医院看望因中风而偏瘫的哥哥时得到了印证。由于人们认为医疗康复不太可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它已经成为一个“低学术优先级”，与其他课题（如他自己研究的艾滋病毒研究领域）相比，得到的投资“非常有限”。这种情况让像他哥哥这样的人面临着漫长的康复之路。
米德玛在他新的开放获取回忆录《开放科学：真正的理念》（Open Science: The Very Idea）中解释道：“类似日程安排被激励和奖励系统扭曲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我马上可以就这些问题写好多页纸。”
THE Campus views: Researchers, fight back against your struggle with self-promotion
自2012年《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Dora）制定以来，共有18000多人和2300多家机构接受了该宣言，米德玛就是其中之一。该文件呼吁研究机构“在资助、任命和晋升方面，取消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例如期刊影响因子（JIF）”，而是“根据研究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估”。人们并不清楚签署人是否使用行动来支持这些言论，但一些人认为，欧洲几家主要的资助者和高校最近采用的“叙述性简历”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点。
例如，英国研究与创新协会（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今年4月宣布，将在英国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颁布的“研究者简历”倡议的基础上，引入“包容性强、单一格式的简历”。该倡议要求学者用1000字叙述他们对知识、更广泛的社会、研究共同体和其他学者及学生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在2019年推出的这一格式下，研究人员仍可列出他们的出版物、资助和奖项，但这些必须“自然融入”紧凑的四部分叙事，这有效地排除了冗长的产出或奖项列表。
资助者解释说，“强调职位和发表论文”的“传统学术风格的简历”未能“系统地展示世界级研究和创新努力所必需的更大范围的贡献、技能和经验”。
在爱尔兰共和国、法国、瑞士和荷兰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之后，“研究者简历”的方法已经被一些英国研究委员会试行通过。尽管许多学者对改革表示欢迎，但也有人不太信任新方法。
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医学中心副教授雷蒙德·普特（Raymond Poot）认为，叙述性简历的固定格式包括了特定的公共参与部分等其他领域，“迫使学者擅长所有事情”。今年早些时候，他与人合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荷兰研究委员会（NWO）将叙述性简历引入他们的“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人才计划。
虽然不填写叙述性简历的某些部分在理论上时可能的，但普特认为这将对填写简历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人们会试图完善自己的技能。“现实情况是，人们想要在每个评价环节都得到好的分数。”但他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在追求全面发展的过程中牺牲专业知识的深度。
他说：“如果你说：‘我有点像一个只写代码的书呆子，但我的代码写得真的很好，是世界级的、对团队有益的代码。只是我不参与公共服务。’那就会看起来很糟糕。”然而，尽管“人们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推销自己”，他认为，为了不歧视只擅长某些领域的人，人们不应该被迫“说出他们不做什么”。
普特的信有172名荷兰学者署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本·费林加（Ben Feringa）。信中还对乌得勒支大学禁止在其新的认可和奖励计划中使用基于期刊影响因子的决定表示了嘲讽，该计划严重倾向于基于陈述的评估。影响因子反映了一本期刊中的论文的年平均引用数量。一直以来都有人批评影响因子助长了人们对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沉迷，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沉迷是不健康的；同时也为发表在那些期刊上的文章增添了一层装饰，而有时这种装饰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其中一些文章可能很少被引用。
然而，普特和其他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完全抛弃这个衡量标准。他们驳斥了普特所说的“认为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其出版质量无关的误解”。他说，经常为《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或《细胞》（Cell）等顶级期刊进行评议的全球专家帮助维护它们的质量。“这个指标不是某个企业系统凭空捏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世界各地许多专家的判断。”
普特补充说，实际上，忙碌的拨款或遴选小组没有时间去钻研被几十名申请人引用的每一篇论文的细节，特别是如果这篇论文发表在一个不知名的期刊上的话。他说：“期刊影响因子至少曾是其他评审人认证的质量标志，但现在这个标志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说高校只能使用这个指标。它应该是一个大型评估过程的一部分，我看不出为什么向评审隐瞒一个可能有用的信息会有帮助。”
然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NSF）战略副主任迈克尔·希尔（Michael Hill）认为，在筛选过程中，如果某些类型的信息可能会使评审对一些申请者产生偏见，那么相关机构控制这些信息以何种方式被评审人查阅的这一做法并不罕见。希尔说：“你永远不会问应聘者要一张照片，也不会问他们是否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将选择性隐瞒这些信息比作陪审团审判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不会透露被告的刑事定罪情况，以免影响到目前的审判。他说：“有很好的研究表明，如果你知道某人以前成功获得过资助，这将对评审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把所有信息都囊括进去。”
希尔领导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SciCV试点项目。SciCV是一种标准化的在线简历格式，适用于那些寻求生物和医学项目资助的人。它不允许申请者列出他们的所有论文，而是请他们描述最多4项“对科学的贡献”。如有必要，他们可以添加相关论文的链接，但不能提及这些论文的影响因子。
希尔同时也是Dora的董事会成员，他坚持说：“期刊影响因子是一个荒谬的衡量标准，它没有任何帮助。”他解释说，影响因子最初的目的是帮助图书管理员安排期刊摆放的位置，而不是决定科研人员的职业。他说：“毫无疑问，高影响力的期刊是伟大的，它们刊发了一些杰出的论文，但并不是所有最好的论文都在它们那里。”他还指出，一些划时代的观点并没有被顶级期刊发表。
他表示：“引发比特币革命的论文甚至没有发表在期刊上，而是在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电子邮件列表里发布的。而比特币这种数字版本信托的构想可以说是过去20年内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如果中本申请了一项资助，而你对期刊影响因子关注过多，就可能会立刻驳回他的想法。”他认为，最近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相关论文“雪崩式”地被引用将大大提高一些病毒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这进一步强化了认为高引用量论文扭曲了影响因子的反对声音。
希尔承认，SciCV的方法虽然得到了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但并没有被整个瑞士研究界接受。他承认：“尽管不被允许，一些评审人还是在SciCV之外查看了完整的出版物列表。”该简历格式的试点阶段也不是像他想的那样无视指标。在一些瑞士科学家坚持要求下，资金申请者仍要列出他们的h因子，即作者的被引用和产出情况，和其文章的相对引用比例的混合型指数；以及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开发的一种根据参考文献判断文章所处的领域，并比较文章的实际引用量和所处领域的平均引用量的指标。但希尔希望在SciCV的下一次迭代中，这两种指标都能被取消。他表示：“我们不能立刻按照预想的方式行事，要正确落实这种想法需要时间。”
SciCV的试行也开始反驳一些对叙事简历方法的批评。一种批评来自荷兰职业早期科学家在7月发布的一封信，认为这种方式强调“自我营销”会让“来自特定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那些成长文化中认为“谦虚是标准”，以及“比起炫耀成就更重视谦虚”的人。信中表示，这非但没有像许多叙述性简历项目所宣称的那样促进多样性，反而会让那些了解某些机构的游戏规则的内部人士，或有夸大自己贡献偏好的人获得特权。
作者补充说，如果被扔进“科学家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女性可能会被淘汰，因为她们不愿意像男性那样自我推销。但是希尔称，对SciCV第一年的文本分析显示，男性和女性展示自己的方式没有显著差异，两种性别的申请人都经常使用“专家”、“成功”和“第一次”等词。
希尔还驳斥了有关叙述性简历迫使评审人根据申请人的叙述做出“主观”选择，因而本质上“不科学”的指责。他坚持说：“主观性不是系统中的缺陷，它只是任何选择过程的一个特征。即使你的简历只包含了一些表格，评审人仍需要对这些简历进行解读。”他认为，叙述性版本至少可以让遴选过程中就根据所认可的优秀类型展开对话。
他说：“在我们诋毁新系统之前，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旧系统是否真的更好。”
乌得勒支的米德玛表示同意。他说：“有些人认为（旧）系统是上帝赋予的，但这种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并且在生物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他学科，如历史和哲学，在撰写简历时一直依赖叙事方法，而不是基于指标的评估。他观察到：“在科学领域如此广泛地使用这些（数字）代理真的有帮助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因为排在最后的那名作者很有名，或者实验室有良好的记录。我有一些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从来没有被引用过，也许这些文章就不该被发表在那里。”
美国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了引入叙述性简历会有多么令人恼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拨款520亿美元（约3300亿人民币），并且多年来都要求申请者提交一份“个人简介草图”（biosketch）。但在2015年，NIH引入了一种新的经扩展的格式——“新版个人简介草图”，该格式“旨在强调申请者的成就，而不是发表指数的排名”，允许申请者描述“他们对科学做出的最多5项重要贡献，以及构成他们研究框架的历史背景”。
NIH在博客上公布了新的格式，引来了一些严厉的批评。一位资深研究科学家说：“作为申请者，花更多时间在与科学无关的废话上，只会让已经很繁重的申请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浪费时间。作为一名评审人，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如果申请人在不错的期刊上发表了有意义的文章，这种效率不言自明。”另一位则坚持认为：“评审人已经不太重视当下的个人陈述部分的冗长论述，他们倾向于使用PubMed和Project Reporter来得出自己关于PI资格的结论。”
在2017年一项针对2100多名NIH申请者和418名评审人的调查中，这种反对意见仍然很明显。结果报告显示，反对者不喜欢“准备新个人简介所增加的负担，新格式的主观性，以及一些申请人可能夸大自己的成就”。还有人担心，叙述性的形式不适合研究成果并不多的职业早期研究人员，同时“许多受访者评论说，新的形式没有提供同行评议的相关信息，或者提供了夸大自我评估的机会”。最后一项反对意见可能就是为什么42%的受访者认为修改后的个人简历会增加他们获得资助的机会，而只有17%的人认为这会阻碍他们的机会。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反对“个人简介草图”，虽然有些科学家声称他们需要6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份资料，然后要花更多的时间调整内容以迎合后续申请。不过斯坦福大学卫生政策中心教授米歇尔·梅洛（Michelle Mello）说，“要给我申请NIH资助所提交的资料按繁琐程度排个序”，整合这些资料“显然还挤不进前5名”。此外，她相信这种简历格式是有用的。她说：“我喜欢最新版本的格式的原因之一在于，申请者需要根据项目修改个人陈述，这样评审人就能大致了解他们过去的经验如何为开展具体工作做了准备。”
但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公共卫生学院荣誉教授加里·卡特（Gary Cutter）解释称，抱怨仍在继续，根源在于美国研究人员面临的资金申请官僚主义远高于欧洲同行。对他来说，资金申请中要包括所有主要成员的“个人简介草图”的要求特别令人厌烦。她他表示：“我可能在一年内参与30至50项，甚至更多的资金申请，而只有15%到20%会获得资助，而且通常不是在第一次提交申请就取得成功。所以，我对在那些对决策影响不大的材料上所花的时间容忍度很低。”
他继续说道，在他看来，很多评审人几乎不会看个人简介草图，而其他人“仔细阅读，挑出错别字”。虽然他并不反对这些人，但他担心对规定格式的细微违反可能会导致申请被拒。“最近的一次格式改变是要按时间逆序撰写工作经历，但按顺序撰写教育经历”，这种担忧会给“已经超负荷的研究人员增加负担”。
当然，评审人也越来越感到负担过重，NIH的科学评审中心正在努力简化评审标准，建议将对科学的评估与申请人及其研究环境的评估分开。NIH的一位女发言人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如果这样的话，它将开启一种两阶段审查，让审核者在看到个人简介草图之前对科学进行评估。”
此外，NIH也在试行盲审，即删除申请材料中表明申请人身份的信息。英国研究院（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研究政策教授詹姆斯·威尔斯顿（James Wilsdon）指出，这样的举动对资金申请没有意义，“因为评审的过程是在评判想法和申请人”。但他认为，叙述性简历是判断一个人的有用工具。
他补充称：“没有什么框架是完美的，但向叙述性简历的转变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在高校和研究中需要的多位类型的优秀，而且这类简历认识到了评估研究的（指数型）捷径导致围绕性别和不平等的一些问题。”
而在荷兰所采用的叙述性简历比NIH的个人简介草图更为简洁，编写和阅读起来也要轻松得多。但伊拉斯谟大学的普特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
他表示：“评审人说，‘我有一页4A纸来评判申请人，这不足以得出结论。’”更糟糕的事，他担心叙述性简历会成为“某些人个人政治的游乐场”，这种宣传受到一种“意识形态”欲望的驱使，目的是遏制掌控大多数顶级期刊的大型商业出版商的权力和利润。
他说：“我明白（人们）已经厌倦了大出版商的力量，但我们必须小心，让新系统不要伤害科学家。”他认为叙事型简历中可以包含什么内容，以及简历会如何被评审人和招聘小组解读这样的细节的缺失是可叹的。“他们已经摧毁了旧系统，现在才开始考虑政策或管理方面的新系统。这对那些事业岌岌可危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乌得勒支的米德玛希望自己和荷兰其他高校正在采用的这种新的叙述性简历，将重新激发高校和资方内部对科学衡量标准的讨论，而一直以来，这种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衡量标准的比较所扼杀。
他说：“我们必须开始互相交流。我们要求人们阐述并解释他们的贡献，这将引导他人阅读他们的论文。”这些对话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高校和研究系统所要求的不同类型的卓越的考虑。他们不必像普特担忧的那样，迫使所有人都成为全才。
米德玛说：“我们需要能够参与公共活动或从事多学科工作的人，但如果有人只想谈论自己的变成技能，以及为什么他们需要在实验室里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一起工作，那也无妨。”
不过，他承认，只有当高校领导真正认同多样性，并致力于真正奖励叙述性简历所展示的不同贡献时，这种对多样性的重视才会出现。
他警告称：“这需要校长们发挥领导作用。否则就不可能产生根本性改变。”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