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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午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采访了伊芙琳（Evelyn）；这是我对澳大利亚从事不稳定工作学者的研究的一部分。自从两年前完成博士学位后，她一直在从事短期兼职工作。她已经30出头，但她和伴侣已经在一起11年了，他们还没有孩子。
她告诉我，他们“很愿意”要孩子，但她不知道自己能怎么实现这个想法：不仅在经济上，“可能在情感上也一样，因为生活中没有安全感…..我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大胆”。
这种情绪在我的采访中反复出现。伊芙琳告诉我，她的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女同事都是等有了稳定工作后才想要孩子，但那时往往已经太晚了。
我和其他人的研究不断表明，不稳定的高校工作对女性的生活和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当女性最终获得永久职位时，情况不一定会有所改善，尤其是她们继续生育孩子的话。
从表面上看，高校比大多数工作都更为平等。例如，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育儿假。然而，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据估计澳大利亚只有不到1/3的学者拿到持续性合同；1/4拿到的是定期合同，近一半人做的是临时性工作。临时工作没有资格享受带薪产假，固定期合同的员工通常也被排除在外。
此外，在澳大利亚，约60%的临时工和76%的兼职雇员是女性。自疫情暴发以来，由于来自国际学生的资金枯竭，澳大利亚等国的学术工作岗位持续流失；不可避免地，最先被解雇的是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在澳大利亚，约13%的大学雇员在2020年失业，其中主要是那些签署不稳定或兼职合同的人。
这对女性的全面性影响尚不清晰，但毫无疑问，疫情让女性面临的不利处境雪上加霜。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即使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家务、家庭教育和照顾（家人和孩子）的责任分配也比从前更加失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为什么自2020年初以来，学术期刊收到的女性投稿数量大幅下降，而男性投稿数量则有所增长。
然而，在考虑女性在学术界面临的问题时，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女性面临的问题——大比例的照顾职责、收入紧张和不稳定的就业。我们还需要看看女性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得到的支持。这并不像采用标准的支持框架那么简单，就好像是男性得到得过多，女性得到得太少。
让我解释一下。研究认为，考虑到照顾孩子和家务分配的不平等，男性学者从伴侣那里得到的情感和实际支持要比女性学者多得多。这种支持使男性能够不受干扰地进行研究和教学。在过去，男性甚至在学业上也能得到帮助；“感谢帮忙打字录入”（thankfortyping）的话题让人们注意到无数“学术妻子”所做的广泛的调研、打字、翻译、转录、编辑和校对工作。而这些人往往在致谢中只被称为“我的妻子”。
我发现，如今女性也从伴侣和家庭获得支持。这些帮助通常是以金钱的形式，无论是在读博期间还是在职业生涯早期，她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有偿的工作。但是，与直觉相反的是，这种“支持”往往会阻碍女性的职业发展，因为我的受访者告诉我，这可能会让她们觉得应当对向提供支持的人尽一些义务，因此无法找到更好或更稳定的工作。如果女性有了孩子，这种支持和责任感会更强。
女性们还告诉我，作为恋爱/婚姻关系中的次等收入者，她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并扮演照顾孩子的角色。一位女性反映称，她的伴侣如何支持她“多年”，但她现在发现自己在“试图写作、管理家庭、照看我的儿子、花时间与家庭共处和工作”中分身乏术，同时还因为她丈夫的工作和家庭关系而被“绑在”自己的家乡。
女性需要这种财政支持，因为她们中很多都在低收入且不稳定的岗位上。职业早期学者普遍发现自己在这些岗位上被困的时间越来越长。女性的收入也更低，从事的职位更低，而男性担任副教授或教授职位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以上。
但是，我们必须对出现的不平等义务进行反思并采取行动。如果女性觉得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承担更多的看护工作，或者留在当下的城市不去别处寻找更好的工作，我们需要问一问，这种支持到底是在支持什么。我们需要提供更好的支持。
劳拉·麦肯锡是西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研究员。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