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大学和企业领导人呼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高等教育和全社会在长期内将面临的挑战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并预测亚洲的高等教育将会强化。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年度Live Asia线上活动中，演讲者敦促各高校采用更加以人为本的方法，帮助在数字化手段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并为人文领域提供支持，以帮助各群体渡过这一极其困难的时期。
许多领导人还报告称，作为在疫情暴发最初数月中整体上防控良好的地区，整个亚洲范围内的联系更为牢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苏布拉·苏雷石（Subra Suresh）表示，越来越多的亚洲学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上学，因为亚洲大学的国际排名有所提高，并且英国脱欧或“美国的地缘政治变化”等政治问题也让人心存担忧。他说：“新冠病毒将加速这一趋势。科学引力也在发生变化。”
爱思唯尔董事长池永硕（YS Chi）敦促亚洲高等教育机构更加“团结、协作并具适应力”。
苏雷石教授还说，尽管他所在的高校迅速转向在线学习，但面对面交流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他说，在线课程“不同于让年轻人直接与鼓舞人心的演讲者交谈。我们不想放弃这种交流。”
他认为，医学教育尤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科学和人文两个方面。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副校长张妙清（Fanny Cheung）表示，她的学校召集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教授共同进行新冠病毒的研究。
例如，传播领域在帮助公众区分这种疾病的“事实与谣言”方面十分重要。张教授说，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研究该流行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不同社区对不同公共卫生行为的反应原因。
张教授补充说，我们需要来自各行各业的学者，在“不采用主流或西方模式”的情况下，帮助应对新冠病毒引发的偏见、经济影响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她认为，数字化应该被视为一种改进，而非代替跨学科和互动式教学的工具。
微软全球教育副总裁安东尼·萨尔奇托（Anthony Salcito）解释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向线上学习的转变，起初涉及到将现有材料迁移到数字平台。但是，随着高校继续数字化，“我们必须变得更聪明，并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
他说：“多年来，教师一直担心自己会被机器人取代。但要说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看到教师的角色越来越受尊重。”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在新冠疫情之前，该校只有15%的教师在网上授课。现在看到如此多的教师转向线上，真是“令人鼓舞”。
他说：“屏幕不是互动的障碍，而是师生之间新的桥梁。”
科伦坡大学（University of Colombo）副校长钱德里卡·维耶亚拉特（Chandrika Wijeyaratne）从领导这个特权较小的国家中的公立大学的角度发言，并呼吁对这种流行病采取“更为全面的应对措施”。
在斯里兰卡，许多学生只有一部智能手机可用于在线学习。因此，在短期内，高校必须提供诸如硬件和网络连接这样的基础条件。但维耶亚拉特教授希望，数字化最终将能使大学“增加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学生数量”，使学生不仅限于那些能够亲身进入校园的人。
新加坡南洋理工的苏雷石教授表示，昂贵的高科技工具曾经仅限于资金充足的高校使用，但现在有可能以新的方式进行共享。他举例提到了一个可能花费数十万美元的电子显微镜。他说：“许多国家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可以远程查看或控制该显微镜，那么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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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