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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暴发以来，国内一些卫生专家接二连三地陷入舆论“漩涡”之中，饱受质疑、批评。
这些负面舆论主要指向了对专家职业能力与道德操守的质疑，以及对“论文至上”功利主义倾向的指责。
有人认为专家的“错误判断”导致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低估了病毒暴发的严重性；有人认为他们“为利益集团发声”，或成为管理部门瞒报疫情的“帮凶”，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至今一直称赞中国政府对外分享疫情信息的效率与透明度；还有网友以科技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为据，指责一些专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论文发表而非疫情防控上。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月31日，媒体援引最新研究报道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该消息随即引发大批市民连夜聚集抢购药物。随后，这项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的初步发现被医学专家质疑为虚假宣传，舆论随即反弹认为这背后有“利益绑架”。
无论是谣言还是确有其事，这些信息均广泛流传，反映出舆论对专家的不满与不信任。
专家受质疑，我认为这首先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结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广泛流通、数据逐步开放，各类社交媒体也为大众提供便捷的发声渠道。拥有了话语权的普罗大众自然可以轻松地对专家发起“革命”。
此外，近年来一些事件让大众认为，专家经常背离公共价值、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的大企业为了影响决策或者危机公关，经常找专家背书。利益驱使之下，某些专家的论调纯粹是侮辱大众智商。久而久之，这些不当之举让大众感觉被欺骗，进而给整个专家群体的口碑带来雪崩效应，专家成了“砖家”。
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一书中专门分析说：“专家们经常被官员召去，不是出于为官员制定的决策提供事实信息的目的，或者不是出于为官员们提供不带偏见分析的目的，而是出于为已经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政治掩护的目的。”
因此，与其将此次疫情中对专家的负面舆论视为民粹主义的表现，不如关注其背后映射出的大众对真实信息的渴求、对社会公平的期待、以及对公共领域被弱化的焦虑和不满。
不过，我们也需要警惕民粹主义的苗头。专家只是决策辅助，并非最终拍板者，因此将疫情扩散蔓延的板子打到专家身上，甚至称某疾控中心专家为“民族罪人”，无疑属于苛责。
不仅如此，将专业问题与一般公共问题不加区分地进行众声喧哗式的讨论也值得注意。诸如病毒来源、疫情防控等本就极为复杂的专业问题，现在却被放到公共舆论场上成为众人皆可置喙的口水话题。没有专业科学传播的辅助，这将导致谣言肆虐，从而助长反智主义倾向。
无怪乎曾陷入论文争议、“失职”指责到“被调查”谣言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对媒体回应说，“我不能去网络吵架”，希望能专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此次疫情中，像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以真实的信息披露、严谨的科学研判与勇敢的精神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这也侧面显示出，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公众渴求权威专业信息、信赖那些“讲真话、干实事”的专家。
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更有公信力的知识生产体系，而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汤景泰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后记
Print headline: Learning to trust the expe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