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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警告称，在当前的疫情暴发最终得到控制后，致命性冠状病毒Sars-CoV-2可能仍会长期影响全球高等教育。
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许多高校在一个学期或更长时间内将无法运作。在这一卫生突发事件的发源地和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中国，包括海外大学中国分校在内的高校已经停止面对面教学。香港高校的国际化程度在世界前列，而他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坦率地说，想在3月初回复正常教学是“不太可能的”。
旅行禁令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无法入学，或返回他们正在就读的海外院校。
同时，标准考试的取消以及因离境国际航班的减少而无法参加校园参观和面试，也阻碍了众多意图留学海外的年轻人。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哈米什·科茨（Hamish Coates）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关心受影响的人，包括学生、教师、员工和我们服务的社群。这是一个需要人性关怀的情势。”
他说：“人们现在正奋力与病毒抗争；但我们终将赢得这场战争，而生活将会继续。”
不过，有人转向思考这次疫情对2020-21学年以及此后的长期影响。毫无疑问，亚洲高等教育的格局可能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改变是积极的。
加紧为患者研发治疗方法的研究人员成为了公众和媒体歌颂的英雄。科茨教授说，医学界和科学界对这次流行病的反应是“出色的，增强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性和财富”。
他说：“高等教育的作用被显著放大了。这将会促进人们对科学学习的兴趣。目前，医务人员至关重要，而对公众的教育也是如此。”
科茨教授还看到了在线教学的改进潜力。在当前校园关闭的情况下，在线教育已经不是选项之一，而已成为必须。
像许多亚洲的教育工作者一样，科茨教授一直在远程工作。他身处墨尔本，但在为清华大学来自全世界的学生们授课。在短短几周内，他的学校已经几乎完全转为数字化运作。
他说：“高等教育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指的不仅是把人们聚到一起，安置在水泥建筑里。线上学习将是所有教育阶段中的大赢家；因此，证明教育质量是当前的重心。”
洛杉矶的教育顾问托德·毛拉尔（Todd Maurer）说，在非典暴发后，中国大学对在线教育的使用有所增加。“很难说这是否是技术趋势造成的影响。但人们一旦习惯了某种形式，将会更倾向于使用它。”
“由于这场危机，我们可能有更多机会扩张在线产品。而需要质疑的是，大学内部的在线学习会持续到什么程度。”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教育学院技术学习主席黛安娜·劳里拉徳（Diana Laurillard）表示，这次疫情甚至可以改善中国学生对在线学习的看法。她说，长期以来，远程教育被视为“绝对的二流”；而中国的管理部门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其潜力。中国学生习惯保持沉默，而在线技术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堂课。
劳里拉徳教授说：“在网络研讨课上，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提出问题，而在普通课堂上却做不到。在线空间带来的挑战比当面授课小得多。”
然而，描绘医院病房、隔离的城市和封闭的校园的带图新闻在世界各地传播；这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在其顶尖大学国际化上的巨额投资。
今年，中国计划接收至少50万国际学生，并投入大量资金在发展中国家招募学生。
研究咨询公司教育反思（Education Rethink）的共同创始人安娜·埃萨基-史密斯（Anna Esaki-Smith）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中国面临的混乱“使这个基于全球流动性的行业心惊胆寒”。
她说：“更难估量的是，全世界的学生及其家人如何解读新闻标题，以及这些解读在决定学生流动方面起什么作用。在大学层次的海外留学方面，学生做决定的过程可能很长，因为这涉及到计划、财务资源以及长期学术和职业理想的契合。”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高等教育与民主联盟的资深研究员艾伦·鲁比（Alan Ruby）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肯定会产生一些阻拦作用，尤其是对国际学生而言。对出国留学目的地的选择通常会受到人身安全观念的影响。该病毒以及人们采取的对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些学生对诸如健康服务和卫生标准等方面并不熟悉。”
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黄福涛（Futao Huang）呼吁中国助力高校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学者，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
他说，中国高校的目标和任务不应该过分关注“国民经济发展或满足政治思想需求”。相反，他们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有益于“世界人民福祉”的教育项目和研究中。黄教授补充说，教育项目的国际化不应局限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还必须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放性。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大陆学生支付的留学费用，而大多数学生现在无法旅行。这一情况可能迫使这些政府和高校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化政策。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这两个国家不仅严重依赖中国学生提供的收入，而且他们的新学年在2月下旬开始，但包括新生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已经错过了开学。
黄教授说，日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日本的新学年在4月1日开始，而日本大学录取的许多中国学生可能无法在此时开始上课。他说：“许多私立大学可能无法从中国学生那里收取足够的学杂费。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些日本私立大学的运作。”
如果隔离和旅行禁令持续到年中，将会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这些北半球市场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
黄教授建议：“海外大学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以扩大留学生生源地多样化。”他举例说，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和日本大学里的越南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
为了平衡对中国学生的依赖，海外大学可以考虑采取其他选择，例如在东南亚或中东建立分校，或向新兴国家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
然而劳里拉徳教授认为，即使中国的在线教育变得更加普遍，诸如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教育财务模式仍不会有太大的长期性风险。
她说：“我认为这不会影响大学的商业前景。来此支付高额费用的学生们期望与学者们进行大量互动。就算我们创立了绝佳的在线课程，他们仍会前来澳大利亚。”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鲁比（Ruby）先生表示：“高校层面的财务影响取决于学校对学费收入的依赖程度和该校中国学生的数量。”
他说：“大多数已经开始学习的中国学生想要回国，这大大拖慢了收入流，因而必然会造成一些现金流问题。随着隔离期变长，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也会‘流失’。”
其他专家则发现了严重依赖中国学生的西方体系的一线希望。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学（Swi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副校长邓肯·本特利（Duncan Bentley）表示， 疫情“正在锻炼我们在危机局势下的能力”。
他说：“我们已经处在领先地位，如果我们能抓住机会，这将使我们居于跨境授课的最前沿。”
本特利教授说，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工作者从以往包括斯里兰卡的内战和非典爆发在内的危机中学得了经验。他说：“不论我们的学生在世界哪个角落，我们都为他们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而我们的支持也在进步。这将使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
毛拉尔先生表示，疫情暴发有助于发现澳大利亚在线基础设施的弱点，并推动“更为融合的模式”，把面对面教学融入远程学习技术中。
他说：“如果澳大利亚的大学在这场危机中发现他们没有相应的响应基础架构，那么他们应该开始考虑构建一些应急机制。”
然而，如果疫情无法缓解，我们就无法得知这一混乱会持续多长时间。
埃萨基-史密斯女士总结道：“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病毒暴发的进程将预示该行业遭受的经济损失究竟是否可以弥补；以及暴发的影响会否更严重且更持久。”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Universities brace for lengthy spell of disru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