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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新协定的签署者称，随着开放存取（open access）运动的重点从共享出版物转向“更难的”共享数据，大学奖励系统也必须从关注学术发表转向其他知识创造模式。
悉尼大学副校长邓肯·艾维森（Duncan Ivison）表示，需要彻底改变对学术研究贡献价值的看法，使科学研究方法实现同样彻底的“开放”。
作为澳大利亚八校联盟（Australia’s Group of Eight）的研究委员会主席，艾维森教授说：“我们如何奖励研究者在发表之前将数据整合并与他人分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使期刊文章的重要性不及围绕科学问题的探讨。”
“研究方法、语义、描述正在测量和观察的事物——我们如何使其与实际出版物一样被看重？”
最近由澳大利亚八校联盟、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欧洲研究大学联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和其他6个研究密集型大学网络共同签署的《索邦研究数据权利宣言》强调了学术认可的影响。
这9个组织志在帮助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成员，为那些使数据“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的研究人员提供“适当的认可”。
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Sydney）的环境科学家理查德·金斯福德（Richard Kingsford）称公开数据是全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他说，“政府和大学花费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来收集那些有时你根本找不到的数据。”
“随着我们拥有更好的计算能力来处理大型数据集，能够访问这些数据可能会带来重要洞见，这些可能连收集数据的人都从未想到过。”
但他表示，尽管有确保收集数据者被正确引述的举措，学术认可问题仍很难解决。金斯福德教授说：“大学将学术出版物视为生命。”
“如果你看一看大学在职业和晋升方面的奖励结构，数据收集不会在评审专家组中获得多少青睐。”
该项协议要求各国政府和资助者制定一致的政策，以支持研究数据的共享和重复利用，防止商业平台将数据“锁定”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并要求为数据管理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
索邦大学校长和欧洲研究大学联盟主席让·尚巴兹（Jean Chambaz）说，数据共享使其社会和经济影响成倍增加。他说：“随着数据革命的发生，大学不能再袖手旁观。”
但尚巴兹教授强调说，这些好处是有代价的。“它需要用于数据管理和存储的基础架构，以及高技能的专业人员。这些不能由研究利益攸关方自己支持。他们需要额外资金。”
尚巴兹教授说，该声明反映了在现有版权和知识产权立法之外，亟需特定数据共享框架。他认为9个签署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将有助于说服政策制定者研究数据的“巨大”潜力值得特别注意。他说，“许多关于开放科学或公开数据的声明是由专家或活动人士起草的。”
“新协议是由代表全球160多所著名研究大学的9个组织起草和签署的。他们的观点将会被听到。我们期待更多利益相关者认识到，研究数据是一个贯穿各领域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并鼓励他们支持该宣言。这应该会促使政府和资助者采取行动。”
艾维森教授说，数据共享的经济效益也将有助于影响资助者。“让研究投资的成果以最高效、最有效的方式走向世界，帮助政府和行业解决问题——最终，这将是最好的论据。”
他说，在澳大利亚签署这项宣言特别及时，因为澳大利亚关于开放科学的讨论比欧洲“更加零散”。艾维森教授说：“最坏的情况是，世界各国在合规议程方面向前迈进，而澳大利亚则单独落后。”
渥太华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行为生态学家多米尼克·罗奇（Dominique Roche）表示，该宣言还将帮助制定开放科学政策较为发达国家的政府行动，比如加拿大，2018年加拿大公布的数字研究基础设施战略包括高达3.75亿加元（19.7亿元人民币）用于数据管理、研究软件和高级研究计算的投资。
从事数据公开研究的玛丽·居里博士后研究员罗奇博士表示：“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投资这些资金。现在是参加协商和推广这一宣言的好时机。”
他说，该宣言表明，不仅是机构层面，而且在实验室内部都需要额外资金。“开放数据对社会有好处，但它给研究人员增加了负担。它需要得到支持。”
金斯福德教授强调了授权数据共享安排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风险。其一就是重复利用他人试验结果的项目比收集新数据的提案“更具竞争力”。
john.ross@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Radical change in mindset needed as open access moves to ope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