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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招生的收入对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因此在2017年，该校的商学院和工程学院为预防来自中国的学费收入大幅下降而购买了保险。这些大学甚至很有远见地在合同中加入了流行病条款。
不幸的是，该保险于2020年5月到期。6个月后，一项重大调查发现，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21学年初，开始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数量同比骤降43%。
对伊利诺伊大学来说，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但这个故事表明，在许多英语国家，研究型大学已经严重依赖国际招生的收入。
当去年初疫情暴发时，担忧新冠会影响海外学生的流动性是高等教育最先关注的头条新闻之一，对中国学生人数下降的忧虑迅速扩散，令整个全球招生市场恐慌。
3月底，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高等教育教授、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主任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警告称，国际学生的流动性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的副校长亚历克斯·卡梅伦（Alex Cameron）则表示，一些英国大学在7月就做好了2020/21学年度海外收入下降50%的准备,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中国高考推迟、英语语言测试网站关闭、签证办公室停办业务等的影响。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在7月警告称，2019年的新冠大流行可能会导致十几所英国大学破产，主要是国际招生收入下降所致。
事实上，许多英国院校在2020/21学年招收的国际学生数量超过了预期。尽管如此，顶尖学府仍然在12月预测今年来自海外学生的收入将减少近5亿英镑。今年由于边境关闭，收入严重依赖国际招生的澳大利亚“八大研究型名校”（Go8）的前5大成员在4月预测收入将减少2.4亿澳元和6亿澳元（约1.26亿英镑和3.14亿英镑），这个损失可能在未来几年翻倍。
但这种可怕的预言会成真吗？在新冠大流行真正结束后，国际招生预计能多快恢复?东亚大学质量的持续提升和英美更优惠的移民政策会对全球学生流动状况产生多大影响？
泰晤士高等教育咨询服务总经理伊丽莎白·谢泼德（Elizabeth Shepherd）表示，有7个“大趋势”可能扰乱（此前也曾扰乱过）国际学生流动，即人口结构、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教育供应的增长、数字技术、全球劳动力需求和文化影响。
“新冠大流行引发了每一个因素。规则被完全打破。”她说：“国际招生能挺过新冠疫情，但将不可逆转地受到全球复苏的长期影响，尤其体现在线上学习的兴起、部门就业的需求变化以及全球疫苗计划的政治影响上。”
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全球洞察与咨询主管马特·杜宁（Matt Durnin）认为，一旦疫情“真正过去”，那么“学生需求将很快复苏”。但他也认为，危机的经济后遗症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将对某些（学生）市场流动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杜宁认为，观察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最好的参考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国际本科招生用了大约5年时间才完全恢复——尽管新冠的影响可能因院校类型而异。
他表示:“对于排名靠前的大学来说，这实际上只是入学人数暂时的下降，但排名较低或中等的大学——尤其是那些没有在关键市场建立真正强大品牌的大学——将会举步维艰。”
杜宁预测，各国的恢复时间也会有所不同。他如此评估：“与竞争对手相比，英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澳大利亚的边境“在今年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仍处于关闭状态，加拿大的签证流程已经“让学生很难通过”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和政策甚至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已损害了美国院校的海外招生——尽管他也承认新政府明显不同的基调可能导致情况迅速逆转。
悉尼的高等教育顾问克莱尔·菲尔德（Claire Field）也意识到，在乔·拜登（Joe Biden）的领导下，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更欢迎国际学生的地方”。事实上，最近有关900家美国院校的数据显示，今年秋季的申请数量同比增长了11%，尽管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下降了13%。然而，菲尔德坚持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数量仍然 “很有可能在几年内”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她补充说，八大名校“受到的影响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也比其他大学受到的影响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大群中国学生一直相对乐于在家进行在线学习；相比之下，许多印度学生推迟了学业，部分是因为印度政府未能承诺会完全认可在线课程。
后新冠时代大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需要改变招收国际学生的方式。
在过去10年里，国际招生中介迅速增加。这些代理机构代表学校，鼓励学生申请并为入学提供支持。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并非没有声誉风险，例如一些学生被误导或收费过高、使用虚假资格进行申请等情况。
澳大利亚政府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大约75%的澳大利亚海外招生涉及中介。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对英国158所大学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除了19所精英或专业院校外，所有院校都通过中介招收非欧盟学生。
一项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间进行的后续调查显示，情况基本没有改变：131所回应信息自由要求的大学中，只有22所表示他们不使用中介。
然而，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大学对所涉资金数额的公开程度。2015年，108所院校提供了佣金支付细节：在2013/14年度的支出总计8950万英镑，大约比两年前增加了16.5%。然而，在最近的调查中，只有26个机构提供了数据；在81名拒绝接受调查的人中，大多数人都以商业机密为由。2019/20年度报告的佣金支付金额为3120万英镑。然而，这一年英国的总支出可能远高于2013/14年，因为最大的10个院校要么拒绝提供数据，要么没有回应信息自由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甚至不会透露他们通过中介招收了多少学生。
然而，不断增长的支出是否会转化为更高的入学率，这还有待商榷。由于第二次调查的样本量较小，数据显示学生的人均中介费更多了。在提供招生数量和支出信息的24所大学中，2019-2020学年每个学生支付的平均代理费用为2261英镑，比2013-2014学年（根据101所院校的数据，为1767英镑）增长了28%。
全球学生住宿供应公司Unilodgers的首席关系官、跨国教育专家、中介研究专家文森佐·拉伊莫（Vincenzo Raimo）表示，大量机构拒绝透露信息“揭示了大学之间国际招生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化日趋严重”。然而，他质疑这种闭口不谈的合理性。
“如果这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行为，你就不应该害怕。” 他说: “如果你使用代理，那么你这样做是因为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这只是一种别样的招聘方式——就像在说，你做广告吗？你有招生简章吗？”
这种沉默也可能无法持续。英国学生保障机构（The Office for Students）的高等教育招生系统评审书将审查招生中介的作用并检查支出是否足够透明，同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建议各大学应该公布其合作的招生中介的名单。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制定了管理院校与教育代理机构合作的法律。但是新西兰东部理工学院（Easter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高级讲师Pii-Tuulia Nikula表示，新西兰的法律并没有像预期那样的健全。该法律草案表示“院校应该保持透明度，并列出所有与之合作的机构。但受到了行业非常强烈的抵制，实际上该条款已经撤销了”。
Nikula的研究重点是国际教育，他补充说，澳大利亚也没有做到百分百透明。政府公布了使用代理的行业概况，机构必须公开与其合作的所有代理，但堪培拉收集的大部分信息并没有公布。
Nikula认为，两国法规的一个漏洞是要求机构披露其佣金支出。因此，她表示：“学生通常不会知道，中介决定（把他们引向某所特定院校），可能是因为中介实际上从（那所）院校获得的提成是另一院校的两倍。”不过她补充称，“好的中介可能确实物有所值。”
拉伊莫曾是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负责全球参与事务的副校长。他表示，英国每个学生中介佣金的明显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期国际学费的增长。然而，这也表明了“佣金增长的压力。20多年前，我刚开始从事国际学生招生工作时，每个人都支付10%的固定佣金，当然在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是这样。从那以后，佣金率就不断上升。”他的最新研究表明，如今这一比例通常在12.5%至15%之间。他补充称，除此之外，如果中介招到一定数量的学生，通常还会获得奖金。
最新数据还表明，英国大学也在利用中介从欧盟招收学生（上次调查未涉及欧盟）。在披露相关数据的58所大学中，2019/20年欧盟招生代理合同平均每家21份，而非欧盟招生代理合同平均为107份。根据来自36所大学的回应，2019/20学年，每所学校通过中介招收的欧盟学生中位数为42；在分享了2014/15年数据的22所大学中，有18所大学表示这一数字在过去的5年里有所增加。
拉伊莫怀疑，在2014年，很少有大学使用欧盟的代理，因为从历史上看，欧盟学生支付的学费与英国学生相同，这意味着没有经济动机去招收他们而不招英国学生。然而，拉伊莫表示，在英国脱欧后，英国大学可以向欧盟学生收取国际学生的费用，这样代理机构收费可能就具有合理性。
另一个新趋势是“超级代理”、“主代理”或“代理巨头”的出现，为院校管理整个代理网络。但是，拉伊莫表示，尽管这种模式让大学免于直接管理与单个中介的大量合同，但在院校和准留学生之间又建立一层招生官僚机构，所产生的更广泛的财务和学术影响仍不清楚。
ApplyBoard是一个典型的代理巨头，成立于2015年，称自己是一个连接国际学生、招生合作伙伴和学术机构的留学应用平台。去年成立了一个前大学部长乔·约翰逊（现在是马里波恩的约翰逊伯爵）主管的英国咨询委员会，其他成员还有英国政府的国际教育旗手兼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前校长史蒂夫·史密斯爵士（Sir Steve Smith），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前首席执行官玛丽·科诺克·库克和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主任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
长期以来，中介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拉伊莫表示，各项相关数据表明，中介“已成为我们业务的主流，并赢得了我们的信任”。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负责国际战略与项目的副院长埃迪·韦斯特(Eddie West)表示，替代中介网络的一种方法是，大学传统生源国雇佣自己的全职员工为其服务。他说，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大学甚至更加依赖代理机构，因为校园工作人员不能外出招生。他说:“在（大学想要招生的）国家工作的人变得更加重要，他们就像大使一样，可以为大学积极宣传。”但是最近韦斯特与拉伊莫等人的调查研究发现，与代理商的关系（他们通常代理多家院校）需要大学精心培养：“如果大学……只是签订了很多合同，就希望得到最好的招生结果，通常会事与愿违。”
韦斯特承认，在后新冠的财政紧缩时代，并非所有院校都有能力拥有自己的海外招聘团队。但他强调，如果大学想成功招生，尽管“可能不需要预先在（代理机构）上投资，但必须在管理代理网络上投入人力”。
国际教育专家还预测，在后新冠时代新型学习模式会兴起。例如，有这样一个跨国学习模式，学生在前往海外完成学位之前，将在本国度过学业的头一两年——要么是远程学习，要么在当地合作机构或分校学习。最近，马来西亚的教育城（EduCity）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它拥有3个英国分校以及其他机构。它建议国际院校利用教育城的设施招收并临时接纳那些对海外教育感兴趣但由于新冠疫情还无法长途旅行的亚洲学生。他们的想法是，在最终转学到自己的大学本部之前，他们将和同龄人一样参加认可学分的在线课程，同时充分利用当地校园的图书馆、实验室、体育设施和社交机会。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也有类似的想法，准备将他的马来西亚分校作为海外学生的“踏板”，这样就能在马来西亚获得学位。韦斯特说，代理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推广这种分散式项目。韦斯特说：“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说，‘我们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招生流程的开端，帮助学生在上海开始攻读学位，而且也提供许多关键信息，比如学生签证咨询、出发前的指导和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支持等等。一旦学生能够前往美国或他们想去任何地方，您就能看到我们的价值。’”
但英国文化协会的杜宁对这种预测表示怀疑。他承认，许多在东亚主要市场有跨国业务的大学，发现今年这类需求有所增加。但他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项目不会大幅增长——例如，在中国，教育部对海外分校的学生数量实施了严格的限制。
其他观察人士表示，由于疫情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动荡，亚洲学生可能在整个求学期间都待在自己的家乡。例如，今年3月，牛津大学的马金森预测，可能会出现一种永久性的转变，即更多的东亚学生将在该地区出国留学。英国文化协会国际教育服务中心全球研究专家约翰·麦克纳马拉（John McNamara）今年6月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可能会成为说英语国家在国际招生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
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谢泼德认为，过去的10年里，亚洲的迪拜、新加坡和香港这些“成熟的、区域性留学目的地”国际和国内就读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以后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且“收获更多”，因为全球旅行限制（根据一些预测）可能要持续到2023年。
然而，杜宁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研究表明，跨国和国际流动的学生“大多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疫情造成了更多的重叠，至少暂时如此，但我没有看到学生将重点转移到区域性留学这种巨大变化。这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内发生，这次新冠大流行可能会推动我们朝那个方向发展，但我不认为（在短期内）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剧变。”
研究表明，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学生到东亚学习的兴趣有所增加，但现在他们的志向已回到更传统的高等教育目的地。
那费用呢？全球影响研究所主任兼西班牙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Rovira i Virgili University）区域合作与高等教育影响力副教授乌维·勃兰登堡（Uwe Brandenburg）表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欧洲大陆的国际学生人数相对较多，因为这些大学通常向海外学生收取很少的学费。
勃兰登堡曾负责两个德国大学国际事务，他强调，欧洲大陆招收海外学生不是出于完全的利他主义，这些学生因为能丰富校园多样性而受到重视，如果他们毕业后留在这个国家，那么也将提升国家劳动力的质量。但他很清楚，较低的价格虽然吸引了学生，但也让大陆的大学在应对学生期望方面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
他说：“如果你被收取了高额费用，你就会问自问：‘当我坐在伦敦、剑桥或波士顿的某个宿舍里，却只能在屏幕上看到我的教授，这样真的值得吗？’如果不用付太多钱，你可能更愿意忍受一些缺点。”
除了与欧洲大陆大学竞争时拥有价格优势外，降低英语国家的国际学费还可以解决另一个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更加突出的问题：不平等。勃兰登堡说，如果学费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大学可以关注申请人的素质和多样性，而不是他们的财富。然而，他承认，在西方国家，获得高质量中学教育的机会并不公平，生活成本也相对较高，以至于“说在不收学费的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完全平等的机会，那是一种幻想”。
就他而言，圣地亚哥大学的韦斯特认为，在短期内扩大国际参与的可能性不大，英语为母语的大学不会优先考虑这种发展。尽管最挑剔、最富有的大学能够随意招收来自不同背景的国际学生，因为他们“收到的国际申请多得处理不完”，但他们是例外。“对于大多数大学来说，在这种环境下，突然加大对弱势国际学生的投入将是极其困难的，不管你是考虑国家、社会经济层面的弱势，还是两者同时考虑，都是如此。”
事实上，大多数专家认为，至少在短期内，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将会尽其所能来补充他们的短期资金。事实上，这种短视的作为甚至可能会损害长期利益。例如，尽管新冠大流行对不同国家学生流动性的不同影响说明了吸引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是明智之举，但驻悉尼的咨询师菲尔德表示，各院校最初可能会难以抵制诱惑，仍坚持自己所知道的那套做法。
她表示：“我怀疑，当各院校希望从熟悉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学生，而政府却鼓励扩大多样性，将会出现一种短期的紧张局面。”
随着教学和研究的公共收入被转用于偿还为了“抗疫”而维持经济所产生的巨额债务，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谈到国际招生时，权宜之计确实会胜过战略和哲学，至少目前如此。不管怎样，在市场化体制下的大学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际招生代理这批秘密大军。
ellie.bothwell@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