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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最大的海外学生接收国，均实行了全球最严格的防疫边境管制，导致一些海外学生半年后仍被拒之门外。
中国的边界于今年三月关闭，此后尚未完全开放。在疫情高峰时，每个国家每周仅有一趟航班飞往该国，这导致机票价格飙升，甚至有些中国公民也无法回家。目前，尽管针对中国公民和指定工作签证持有者的规定有所放宽，但自由进入中国的交通流量仍未完全恢复。
日本也受到该国高等教育界的批评，因为一些规定禁止部分非日本公民返回其学校和学术工作场所。
在过去几年中，这两个国家的留学生数量都有所增加，尤其是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18年中国有近50万名外国学生；而日本的数据则显示有超过30万留学生在日本。
在德国完成化学博士学位后，迈克尔·维什涅波尔斯基（Michael Vyshnepolsky）原计划4月赴日本的一所语言学校就读，并尝试在该国求职。他已经完成了申请，支付了费用，向大使馆提交了文件，并期待在一周内获得签证，但签证申请没有通过。
“在这6个月中，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日本何时重新开放边境的信息。” 他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我已经5个月没有收入了。由于没有任何信息，也无法进行计划。整个情况对我来说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变得非常沮丧。”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新闻网站第六声（Sixth Tone）采访了从保加利亚到苏丹、巴基斯坦和泰国各地的海外学生，他们对远程完成在中国大学的论文和实验室工作感到困难，有些人因此而辍学。
一些学者也被困其中。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助理教授郑雅妍（Areum Jeong）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她从今年一月至八月就一直在其祖国韩国进行远程教学。在撰写本文时，她已回到中国，正在进行隔离程序。
“能够安全地完成该过程让我感到很幸运。”她说：“我意识到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不稳定的学者而言。不确定性可能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东亚的其他地区，例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对外国学生更加开放，尽管不少地区仅在最近才放宽限制，且仍然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
亚洲的严格保护措施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的主要接收国以学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例如英国和加拿大，正在积极努力招募或留住外国学生。
香港大学主管研究的教育学院副院长杨锐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各方不同的应对方式。
“主要原因是财务。” 他说：“许多西方大学长期以来以教育为产业，这已成为他们的正常运作……相反，日本和中国的大学都没有将教育视为一项业务。它们更多地将其视为‘软实力’，因而愿意为此承担经济负担。其他亚洲的大学也很类似。”
在中国，外国学生占高校学生的比例不到2%，而日本则不到8%。但是，这些学生的缺席并非无足轻重的。
在北九州市立大学（University of Kitakyushu）任教的罗谢尔·科普（Rochelle Kopp）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随着日本适龄大学生人口数量的下降，这些留学生将成为日本大学日益重要的收入来源。”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