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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最常见的思考之一是，它强调了跨学科的价值。
虽然科学负责了研发疫苗及治疗手段，但疫苗和针对疫情封锁的怀疑主义现象表明，医学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对人类动机和行为的研究是成功的公共卫生干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方面，社会科学是最常被提及的学科，不过人文学科也常被提及。
然而，人文学科的学者们自己可能不太相信这样的声明会阻止他们学科显而易见的衰落。毕竟，跨学科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在过去10年中的兴起并没有阻止这种感觉，即只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这些学科才被政治家、投资者和家长视为就业能力和经济进步的关键。
最近，人们感到疫情加速了一些人文学科项目的结束，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这些担忧真的有必要吗？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STEM正在接管高等教育，并导致其他学科的学生和资金短缺？相关数据提供了一些确证，但要找到数据相当不容易。
根据国际上各个领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长期数据，很难立刻看出过去20年全球对STEM学位的狂热。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UNESCO）编制的一个数据集显示，2004至2012年间，英国和瑞典的STEM学位占所有学位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此后一直在上升。数据集还显示，美国的STEM学位总体稳定，而德国的STEM学位在2002至2014年间大幅上升（尽管其中几个年份的数据没有公布）。韩国是少数几个STEM不受追捧的国家之一。
然而，数据集远不完整，有年份和国家的缺失。此外，目前还不清楚每个国家对领域的分类方式是否相同。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数据更清晰地展示了目前各个领域之间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特别倾向于工程学（如德国和韩国），另一些更倾向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如英国）。
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层面的数据更有用。可以先从美国入手，因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有一个致力于追踪人文学科状态的项目。该机构的数据显示，在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过去10年中，攻读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学生明显减少。2009年，人文学科毕业生占所有学士学位学生的14.6%，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0.2%。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攻读工程学的学生从2009年的6.6%增加到10.3%，攻读健康与医学科学的学生从7.5%增长到12.4%。如果STEM被定义为上述的工程学、健康与医学科学，加上自然科学的话，那么总体来说，STEM的占比从22.7%提升到了33.4%。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人文、艺术与文化项目主任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负责监管人文学科指标。在他看来，这种转变可能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此外，也是因为人们认为STEM学科会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
他表示：“就好像有人敲响了（2008-2009年）经济大衰退的警钟，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文化性改变。”他补充称，类似的相关性可以在此前有关人文学科专业与经济危机（如上世纪70年代的那场危机）的数据中看出。
他还说道，传播学学位的日益流行应证了这种直觉。在数据中，传播学学位属于人文学科，但其学生数量在过去10年中呈现上升趋势，可能是因为它们“比英语或历史学位更有就业前景”。
汤森说，健康和医学科学的大规模增长也可能与经济有关，因为它们对“那些希望服务社会和人类、同时又对自己能找到工作有高度信心的人来说，达到了最佳平衡点”。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人文学科受欢迎程度的下降完全是因为经济。他认为，社会远离阅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他指出：“下滑的学科是最注重阅读的学科，而且……人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下降已经很久了。”
就业能力的说法似乎也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德国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政策研究主管乌尔里希·穆勒（Ulrich Müller）表示，尽管过去几年人文学科新生的数量“相对稳定”，但这是在入学学生人数“可观”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他表示，2006年，大约36%的新生进入了STEM专业。到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8%，而人文学科的比例在此期间从20%降至11%。
穆勒称：“作为德国STEM专业的毕业生，你通常可以选择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职场需要你。作为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就业则比较困难。你经常需要寻找进入就业市场的途径。”
他还指出，近年来的两个发展趋势表明人们对就业能力的担忧只增不减：一是研究领域和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课程的扩张，如健康和法律课程；二是 更多的学生选择进入应用科学大学，即Fachhochschulen。
穆勒表示：“2000年只有31%的新生进入应用科学大学；69%进入了常规大学。到201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43%的人选择了应用科学大学。应用科学大学的独特风格在于学术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结合。这一趋势表明，学生们越发关注就业能力。”
虽然对就业能力的关注可能与经济状况相关，但穆勒也强调了政策制定者所扮演的角色：“增加STEM毕业生的数量是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德国这一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现在依赖工程、编程和开发方面的专家。”
另一个明显在近些年由政客推动毕业生继续学习STEM专业的国家是英国。
在如何衡量高等教育成果的问题上，就业能力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关注点。纵向教育成果（Longitudinal Education Outcomes, LEO）数据集等运用税收数据将毕业生的薪资与所学学位关联起来的项目，正日益成为部长们抨击他们所认为的“低质量”课程的“武器”之一。虽然这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特定高校而非相关学科，但艺术和人文领域往往受到最严格的审查。
英国的长期招生趋势也显示了向STEM学科的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这些领域的毕业生比例一直在上升。2012年，本科学费上涨了两倍，大学有责任证明其毕业生的就业潜力。
不过，英国国家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首席执行官希旦·沙阿（Hetan Shah）表示，德国的经济结构证明，德国有理由加大对STEM学科的关注，而英国的理由就不那么明确了。
他说：“真正关键的一点是，英国是一个80%都是服务业的经济体。有时人们会忘记这一点。我们思考一下，英国商业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意经济。有时候，政客们可能会抓住一个特定的叙事不放，但实际上，这个叙事不一定有数据支持。”
沙阿补充说，英国科学院对毕业生出路的长期研究支持了这一点。研究表明，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与STEM专业的毕业生相比，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工资差距也经常被夸大。沙阿承认，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往往起薪较低，但随后会有强力的工资增长。虽然在毕业10年后，与STEM专业相比，他们的收入仍存在明显差距。
他补充说：“但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学位不仅仅是为了就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传授与经济相关的技能。所以我们认为，你需要更广泛的衡量标准来判断学位的质量和价值。”
澳大利亚人文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政策与研究主任凯莉·布拉斯（Kylie Brass）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也在发出有关学科优先级的信号，而这些趋势不一定能反映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实际经历。她说，联邦政府去年宣布的一项旨在降低某些科学学科的学习成本来增加“立刻可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的立法“是基于STEM学科等同于就业能力的假设。然而，这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人文学院当时表示……改革向高校发出了有关就业能力、产业需求和工作未来的错误信号。”
在过去10年中，澳大利亚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入学人数一直在上升。2005年至2019年间，全日制本科生及同等学生人数增加了27%。然而，就国内学生而言，总人数似乎在疫情之前触顶，而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在所有学生中所占比例实际上已经从29%下降至26%。
关于哪些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争论也很复杂。英国科学院主要关注缩写为SHAPE的一系列学科，即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和经济/环境，其中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学科，设计经济学等流行领域。在美国，人文学科的定义排除了社会科学；而在澳大利亚，人文学科被归入“社会和文化”的范畴，但创意艺术有自己单独的分类。
更宽泛的定义可能会模糊细微差别。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研究和高等教育政策主席、波兰波兹南的亚当米克维克斯大学教授马尔科·克维克（Marek Kwiek）展示的数据表明，在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正以与自然科学相似的速度国际化，而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单个国家内的个人研究。
对此的部分解释是，人文学科通常关注本地性的或单一语言的历史、问题或群体。但与其他学院的同事相比，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文学科研究人员的产出和引用量。这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
克维克警告说：“总的来说，如果审稿人或（资金审核）小组成员是以指标为导向的，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引用数更多的人，特别是发表次数更多的人。”
尽管如此，至少在英国，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人文学科的资金正在下降。研究委员会预算总额的比例中，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一直因为科学研究的相对费用较低而得到较少的预算，但近年来也一直维持在3.7%左右。经济和社会学研究理事会的预算也维持在5.7%左右。
沙阿称，SHAPE类别的“好处”在于，其组成学科“都研究涉及社会、文化、行为和人的问题。把（SHAPE学科）看作STEM学科的补充是很有帮助的。”
然而，他承认，如果总体数字掩盖了某些学科中特别大的波动，这就需要加以注意。例如，根据英国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UK）的数据，在2007-08学年到2016-17学年间，英国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入学率下降了11.6%，语言类学科下降了21.3%，教育学下降了25.5%。即使在语言类学科中，入学情况也很复杂，因为大学改为提供混合型学位。
沙阿说：“关键是要尽可能地找出真正的问题。在语言类学科方面，很明显是（中学）延伸出来的问题。但是对于其他学科，问题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所以我们尽量谨慎地根据自己掌握的数据来说话。”
国际招生是另一个使招生变得混乱的因素。正如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沃尔夫国际事务主席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来到西方的学生都会选择STEM专业，因为它们有更好的回报，更容易转学，对语言熟练度的要求更低。”这可能会导致STEM学科的招生人数超过人文学科，即使国内对这些学科的需求没那么多。
瓦格纳称，同样，“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以贸易竞争加剧的形式呈现出的全球化加大了对拥有更强技术技能的（国内）工人的需求。”在各国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时候尤其如此。她指出，中美竞争“激发”了美国最近的立法行动，“向STEM学科教育投入了大量资金”。
与此同时，尽管缺乏实际证据，但仍有人担心海外学生“侵占了美国学生本可以占据的位置”。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曾谈到STEM领域的“失踪的一百万”。瓦格纳称：“这是指本该进入STEM领域，但没有进入的一百万美国人。国家科学基金会想要改变这一点，鼓励更多学生进入这一领域。这样的转变将以牺牲人文或社会科学为代价。”
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内STEM招生情况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清晰。例如，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08至2019年，一些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大幅增长。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英国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杨力苈（Lili Yang）表示，这其中文学增长了29%，历史增长了45%，艺术增长了82%，而科学只增长了2%。不过，工程学的入学人数增长了57%。从绝对数字来看，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入学人数超过了其他所有学科，2019年有近150万名新生，相比之下，艺术和文学领域的新生分别为44万和42万。
杨力苈称，她感觉中国学生及其家庭“对攻读人文学科学位的兴趣正在下降，这主要是出于就业和职业发展考虑”。然而，她解释说，大学的招生名额是由中央政府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和计划”分配给大学的。
印度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英语和创意写作教授赛卡特·马加姆达尔（Saikat Majumdar）表示，印度国内的入学率也带来了一个教育状况的警告。
他表示：“印度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原因多种多样，往往与本人对相关领域的兴趣无关。”然而，马加姆达尔补充说：“人们对STEM领域充满热情…以至于把艺术和人文学科推到了边缘。这往往与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就业前景相关。”
他承认，印度新的国家教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跨学科的文科教育”，并表示，这一计划中似乎“真正承诺了”人文学科的地位。然而，“还有一种修辞企图以牺牲印度悠久历史的文化多元性为代价，创造出一个只有印度教和梵语的印度人文学科”。
马加姆达尔还担心，新兴的私立文科大学和学院，如人文学科蓬勃发展的阿育王大学，只对印度精英开放。他说：“对于新进入中产阶级或有志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来说，STEM学科提供了一条更快的向上流动的途径。除了一些例外，在印度学习艺术和人文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家学渊源、家庭文化和某些群体偏好的影响。”
这种对人文学科局限于最富有背景的人的担忧，在西方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西方，一些人认为，精英主义是鼓励学生以有形成果衡量高等教育的必然结果。除了对大学生群体或创意产业的人口统计的影响以外，这对研究也有重要启示。
英国科学院的沙阿表示：“如果艺术和人文学科仅属于特权阶层和富人，那你在与此相对的人口群体中得到的研究结论就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可能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让研究能力或多样性萎缩是危险的。他问道：“例如，如果你在减少了对某些学科的支持……但同时你又有建立‘全球化的英国’的政策抱负。这两者难道不矛盾吗？”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汤森说，只要高校中还在教授人文学中基础学科的“基本”，那么一旦需求回升，这些学科就能够“复活”。但是如果“高校要关闭整个系”，那这样的复苏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系统中也出现了对人员数量的关心。澳大利亚研究卓越性的数据显示，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数量在2012年至2018年间下降了8%。而泰晤士高等教育自己的数据表明，澳大利亚在这些领域中的学者数量所占比例远低于其他主要的高校系统。
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人文高等研究院名誉教授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指出，这些数字并没有反映与疫情相关的失业情况；而这一情况进一步影响了那些已严重缺少长期职位的学科。在澳大利亚人文学院2014年举办的“澳大利亚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会议上，特纳曾与该学院的布拉斯共同撰写报告。
特纳表示，在这种把人文学科“相对轻易地”描述成“高校做的最有特权又最无用的事”的文化氛围下，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存在已久”。“这个（论调）需要我们不断以证据为基础的反驳，但持这个观点的人只要简单列出人文学科的经济效益就行了。虽然这很难，但人文学科不仅必须举出自己的实际应用，还需要表明其围绕历史、批评和批判的核心内容。”
穆勒也表示，在德国，“人们必须不断证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但他补充说，从它们与当前辩论的相关性入手再好不过了。“如果人文学科不能回答重大社会问题，它们的价值就会越发受到质疑”。
沙阿对此表示赞同，但他持“坚决的乐观态度”，认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有能力提供这样的答案。他说：“任何难题的核心都是关于人、人类和文化的问题。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你可能会陷入‘一切都不好，所有都错了’的叙事；而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
他还表明，如果短期培训变得受欢迎，那些人文学科的短期培训可能引起此前没能进入大学的人对正式学历的兴趣。他说：“你可能是很早就生孩子的单亲妈妈，而这给了你继续接受教育的信心。”
汤森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1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确实“对人文学科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希望自己能选修一门人文学科的课程，尤其是英语以外的语言课程”。因此，尽管编程训练营等课程非常受欢迎，但有一些证据表明，那些较晚重返大学的人也在学习大量的人文课程。
他说：“这确实表明了短期培训作为一种吸引更多学生的方法的价值。挑战在于弄清楚这些短期培训的实际价值是什么。”
simon.baker@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As STEM flowers, do humanities wilt?
